医者之路，从来就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从医之道，十年磨一剑，百年难成仙。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功利、浮躁和情绪化的社会里，我们或许已经忘却、无视或不屑古今中外经典中的高贵自持、信念坚守和真诚友善。在科技如此发展的当下，尤其需要一种人文的再教育。

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在他的著作《生活之道》中说，你们积习已深的灵魂中，若再也容不下温柔敦厚，生活也就失去了价值。人心温柔，则万物复兴。在这位医者眼中，肉体是灵魂的负重，而医学则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他重视精神与灵魂的进步，连身体的疾病也在这进步的序列中：疾病增加人对生活的反思与关照，让人对意义与价值重新心怀祈望。故而，医学史不仅仅是技术发展史，更是艺术与精神的追求史。

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中国当下，回顾威廉·奥斯勒对医学的诠释，似乎是一件过于浪漫与张扬的事情。更多人只是想寻求一种基本的安全感，置身医生的目光下，不被敷衍不被轻视。郎景和却对这张扬的浪漫有深深的眷恋，定意要倾身去回应奥斯勒在百年之前的呼唤，他试图用自己50年的临床经验和人生阅历，对抗技术加之于医学的可怕的“去人性化”，回归生命的本源和医学的真谛，呼吁并亲身实践医学的人文关怀。

因一本《一个医生的故事》诞生，我们得以走进郎景和的从医世界。郎景和一直都强调医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在他的书中，有一篇《听诊器》文章谈到听诊器这一医生随身携带的最常用工具对诊断疾病的作用，随着现代医学发展而发明的各种听诊设备，反而拉开了医患距离。现代医学使得医生有了“成为操纵机器的技术专家”之嫌，郎景和担忧今后的医学领域照此方向发展会更为冷漠。

郎景和表示，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随着科技进步而愈演愈烈，虽然各种医学设备的进化帮了医生很多忙，可是人文关怀却在流失。医生如果靠着设备操作、看化验报告来工作，那他就成了一个纯科学家了，可是医生绝对不是科学家，医生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因此，医生一定要去看病人，一定要临床，而不能“离床”。如果少了对病人的细心呵护，一切的医疗技术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就说听诊器，这对医生来说是最原始的一种看病工具，它没有心电图或者超声仪那么先进，可它的好处是：必须和患者接触。医生要“听”病人，就要和病人面对面，而面对面是医生和病人互相找到尊严的基础。如果医生对病人说，你去拍个片子，我看了片子就可以，根本就不接触病人，这样行吗？医生不是这么当的。

郎景和同时表示，“人文再教育”才是改变医疗现状的一剂良方。对于医疗改革，很多人提出比如说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方便的问题等等。郎景和表示这些观点都很对，但没有抓住最根本的问题——如果医学缺乏人文理念，一切都不会好。

如果你不能让病人明白到医院不一定能让疾病痊愈，那怎么沟通？如果让病人来医院后从头至尾都躺在一间冰冷的病房里和各种仪器打交道，甚至沦为医生的“观察对象”，那病人如何对医生、对医院有好感？

医学不是纯科学，它是人类情感或者人性的一种表达。医生要永远走到病人床边去，做面对面的工作，要看病人，而且要把检查结果和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然后做出诊断。

如果你把医学当作一个纯科学，那就很危险。因为大家都知道，纯科学、纯自然观念将导致机械唯物论、存在主义。解剖有变异，生理有动态，同病有差别，不可以完全用各种数据和结果去解释患者的病征或“生活体验”。患者是按照其生活和自身体验看待功能障碍或问题的，这和医生的思路不相符合。所以医生必须要理解病人，要体察病人的体验。这是很重要的。

一切正如威廉·奥斯勒所说，行医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它是一种专业、而非一种交易；它是一种使命，而非一种行业，从本质来讲是一种使命、一种社会使命、一种人性和情感的表达。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