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医改，很多人的观点是医疗行业属于特殊行业，不仅人命关天，而且医患之间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患者个人几乎是不可能清楚医生的诊断过程是否规范，诊断结论是否正确，治疗是否合理，因此，医疗行业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只能政府主导。真相是否如此？医生是否天生就要欺骗？是什么妨碍了医生诚实地谋生？

“信息不对称”普通存在

“信息不对称”并非医疗行业特有，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特征。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政治和商业行为，都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权力交换，甚至对世界的探索和改造，也都是利用信息的力量对外界施加影响。好比说，权力的本质是掌握信息，在政治上，我掌握了核心信息资源，你没有掌握，我就拥有了对你的控制权，在商业上，我拥有了满足你需求的独家产品信息，我就可以自由地调用你的钱袋。

各物种信息的不对称，才导致了物种的多样性，各学科信息的不对称，才导致了学术领域的百家争鸣，各业态信息的不对称，才导致了商业生态的共存共生。

医疗与其他行业 共性大于个性

医疗也是商品，具有商品共同的属性，因此也应服从经济规律。食品与医疗均为关系民生的大事，从数量上看，食品的重要性远大于医疗。阿司匹林与大米之间终究还是共性大于个性，市场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柴米油盐的供给问题，也可以解决好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当前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原因有二：—是因为医疗行业有太多管制扭曲了医生正常的行医模式，导致医生故意向病人提供他们实际并不需要的特定的医疗服务；二是因为这个行业缺乏自由竞争，导致各种可消弭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的作用，都无法在医疗领域发挥作用的缘故。

自由竞争是消除“信息不对称”最高效的手段

要遏止医生诱导过度医疗，一方面解除对诊金的价格管制，让诊断的质量与其报酬相适应。另一方面，借助市场来消除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提出过，用互相竞争的连锁医院品牌来取代垄断的行医执照的建议。众所周知，发放行医执照，是医师行会独揽的特权。其通过限制医师的供给，提高了执业医师的收入，增加了病人的负担。弗里德曼主张，让不同品牌的连锁医院，自行承担品质检验、成本核算、售后服务等责任，让它们在市场上竞争，从而降低病人的负担，并产生持续提高行医质量的动力。

以抗生素为例，滥用抗生素，会提高病人的抗药性，为病人未来的治疗埋下隐患。然而，医生为了显示药到病除的本领，有不惜滥用抗生素的倾向。这是“今天的医生”对“明天的医生”所造成的外部负作用了。市场的解决之道，就是“内化”外部性，即要么让今天的医生同时也成为明天的医生，即形成长期专向服务的家庭医生制度；要么让今天的医生和明天的医生同属一个大的连锁医院，以品牌作为约束，以致医生们会主动地在今天和明天之间平衡边际损益，提出恰如其分的治疗方案。

医疗并无奇异之处 市场没有失灵

因此，医疗并无奇异之处，只是众多商品中的一种；医生假如能够通过诚实地出售诊断服务，而恰如其分地赚钱，他们就不仅用不着搭售，而且得承受搭售所带来的副作用和毁誉；是市场而非政府，才是衍生各种对付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机制的场所；也只有医疗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或病人的钞票投票——会逼着每个医生爱惜自己的声誉，站在其委托人即病人的立场来平衡每个治疗方案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

当前的医改，当务之急应当是开放市场，尽快增加供给。如果一味用行政手段打压价格，只能阻止更多社会资源的进入，反而抑制了供给。另一方面，人为设定的低价又刺激了需求，供需失衡进一步恶化，消费者将不得不面对更大的价格上涨压力。

无可否认，在废除了完全由政府统筹的医疗体制后，低收入阶层的确碰到了看病买药的困难，正像废除了政府分配公房的制度后，房价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程度一样。这一部分人的医疗问题，才是真正需要政府主导予以解决的。实际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提供这些市场无法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例如基本医疗保险、廉租房或者像香港那样的政府公屋，以及由财政资金支持的义务教育。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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