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们对过去事实及前人经验的概况和总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习主席也曾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作为一个医学人士，当然也非常有必要来了解医学的发展史。

我们日常中可以看到，很多医学相关的标志都有一个蛇盘权杖的图案，这有什么意义呢？原来这一图案起源于古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传说。据说，他观察到蛇对药草有神奇的感知能力，可以通过蜕皮得以“返老还童”，因此他行医采药时都与蛇形影不离。盘绕着一条蛇的手杖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象征，后来也作为西方医学的象征。

医学成为科学，是后来的事。医学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由于没有科学，原始医学特别崇尚超自然的力量。不过，单凭信仰或者少量的药草知识，远远无法抵御疾病对人类健康的侵蚀，医学呼唤科学与理性。

正是由于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层层迷茫和重重障碍。医学发展初期，其科学的重要性长期未能得到普遍认识，种种匪夷所思的邪说和古怪的做法被随意地应用在病人身上，不仅不能救病人于水火，反而常常加重病情。

医学要想取得进步，首先要求思想的解放。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原罪论，人们认为疾病是上帝给予的惩罚，瘟疫是为了洗涤世间的罪孽。比如，女人分娩应当承受苦痛，这是对夏娃食用禁果的回报。中世纪时，那些愿意减轻女性分娩痛苦的助产士在猎巫运动中被纷纷扑杀。严格意义上的医生几乎没有。牙医、理发匠和江湖郎中们充当着临时性的救治工作，他们唯一会的技能就是放血，其结果可能是迅速要了病人的命。肮脏的街道、密闭的房间、不洁的水源，以及拥挤的医所，这些都加剧了病魔的肆虐。

但早在医学发展最初2000年间，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就开始反对“神赐疾病”说，用尽毕生的努力要把神学从医学里清除出去。他积极寻找病因，关注个体病征。浸润其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今天化作了一份庄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盖伦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第二个医学权威，坚决走实践派的道路，主张凡事求实，一生专心致力于医疗实践解剖研究，指出人体的运作法则及致病机制。他的研究是其后一千多年里西方极少可奉为经典的医学论述。

文艺复兴时期，维萨里、巴雷和哈维等人复兴了古希腊时期的学术精神；此外，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艺术家带动起整个欧洲对人体的探索热潮。解剖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血液循环秘密被揭晓，当人体内部的小宇宙向外界开放，穹苍万物奥秘的敞开方才指日可待。

17世纪之后，开始有医学院和正规的医疗机构的出现，对疾病的系统性反应机制逐渐形成。医生们有机会反复观察病情及其变化过程，那些医术高超的人也开始得到公众的钦佩和尊敬，收入也相应增加。18~19世纪，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有才能的治疗家，改变医学的成就不胜枚举，比如约翰·亨特所进行的淋病和梅毒自体实验。雷奈克发明了听诊器，维尔肖写了《细胞病理学》，塞麦尔韦斯和约瑟夫·李斯特倡议无菌手术，莫顿和隆恩等人发明了外科麻醉，天花等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20世纪，美国也成为世界医学的中心，器官移植不再是梦想，生物科技迅猛发展。医学的春天光临人间。

随着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的忧虑随之出现：作为医生，应当更关心疾病还是患者？医学的伦理边界在哪里？假如医生的人格和技术分裂，他仍配称为名医吗？技术激进的现代医学，与落后的原始医学相比，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大大减少；患者却希望医生能够见证和理解他们的痛苦，并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们同在。这种双向互动如果无法顺畅进行，也就出现了医患关系的紧张。这值得我们思考，在消费主义的浪潮里，在物欲至上的时代里，在科学医学一统天下的地域里，如何让医学发挥它的拯救天职呢？医学的未来又该走向哪里？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