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凡是医师,不论您从事何专业,也不管您年长或年轻,在您的行医生涯中绝不可能不发生误诊。所不同的是由于从事的专业不同,导致的后果也各不相同。近半个世纪以来,医学科技迅猛发展,诊疗手段日新月异,但国内外研究显示,与几十年前相比,临床误诊率并没有实质性下降。误诊为何仍挥之不去?误诊又该如何避免呢?
检查手段增加 误诊率并未明显下降
德国学者Kirsch和Schafii 1959年~1989年每隔10年随机选取100个病例,将尸体解剖病理诊断与临床诊断进行比较。结果让人颇为意外:30年间,虽然新增了同位素、超声、CT、核磁等先进检查手段,内窥镜也从硬铜管改进为柔软的玻璃纤维,临床误诊、漏诊率反而有所上升。研究显示,1959年、1969年、1979年、1989年误诊率分别为7%、12%、12%、11%。而这30年间,患者使用核磁、超声、CT的比例从零提高到77%,内窥镜使用比例从3%提高到23%。
“两位德国学者在1996年发表的这一研究报告,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对此表示质疑。多国学者随即开展了类似研究,结果却惊人地相似。”北京医院心内科曾昭耆教授介绍,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发现,美国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误诊率并无显著差别。我国1989年也有文献报道,5312例尸体解剖结果显示,临床诊断与病理诊断比较,临床误诊总率为31.3%。其中,上世纪50年代为28.7%,60年代为29.1%,70年代为36.7%,80年代为32.5%。
新技术带来新的误诊因素
诊断手段与技术日新月异,但几十年间误诊率并没有明显下降,这不免让人感到意外,甚至沮丧。对此,我国医学大家吴阶平曾撰文分析说:“新的诊断手段在提高诊断准确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误诊因素。”
任何一种辅助检查手段,无论其功能多么精确,得出的结果都不可能绝对准确。因为疾病是很复杂的,仪器操作过程中发生的误差、检查项目的适应范围等都会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如果不能正确选择检查项目并正确分析检查结果,就会造成误诊。比如,细胞学检查被视为重要的诊断依据,但细胞学检查的诊断率也仅有80%,如果加上仪器功能、操作者的技术、试剂、取材方法等干扰因素,误差率将会更高。
“技术进步可以带来诊断能力的提高,但未必能降低误诊率。技术的合理运用,依赖医生的诊断思维。”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吴东副教授说,如果医生不了解需要采用哪种检查手段,同样无法提高诊疗水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防治中心主任医师卫燕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进步了,但人类的思维方式、思维深度和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现代技术手段提供的信息越多,反而越容易让医生感到迷茫。
专家指出,随着CT、MRI等可视化技术以及基因检测技术的长足进步,“单因单果”疾病的误诊率在下降;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高新技术在多因多果、成因复杂的疾病面前依然鞭长莫及,因此,误诊率与过去相比并未下降。
我们对疾病与生命本质的认知还存在一定误区,不能认为有了高新技术,误诊率一定会下降。医学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改变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仍然有一些不治之症,是医学暂时无法解决的。曾昭耆坦言,对医学上的点滴进展轻易使用“重大突破”“突出成就”等词,往往会误导公众,以为不论多么复杂的疾病都能药到病除,这会让医生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
面对误诊 医患皆“伤”
西方文献曾有报道,在医学较先进的英美等国医院,其误诊率在40%左右。这并非哗众取宠,故意为医生开脱,也不排除对误诊定义的理解各有不同,但误诊不罕见确是实情,医生是一风险性甚高的行业,其因也在于此。一旦发生误诊,当事人且不说经济及时间受损失,轻者虚惊一场,重者贻误病情,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要承受巨大的折磨。
如何避免误诊,使患者能及时正确地得到治疗,这不但是患者的迫切愿望,同样也是医生追求的目标。行医者深知误诊的危害,误诊的发生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合理性,但又有发生在具体某一个体身上的“不合情”。医生的内心甚为纠结,因此对医生的打击也甚大,而广大患者并不能体会到。
遗憾的是,由于双方对医学资讯的掌握存在很大差距,患者求医心切,历尽艰辛地来到医院就诊,总盼能药到病除,对医术期望值过高,一旦事与愿违往往难以接受,大失所望之余,悲愤难忍,甚至拔刀相向,以致时有惨剧发生。而医者有时也有无能为力的难言之隐,加之社会的不谅解,媒体的不当宣传,心中常有无奈、无助之痛。
医学诊断的三个层次
医学诊断大致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或步骤,即初步印象、临床诊断及病理诊断。
初步印象:珍惜7分钟的“紧箍咒”
所谓初步印象是指患者来院就诊,医师根据患者所述及体检、初步化验检查等得出的大致印象。这个初步印象颇为重要,据此可明确进一步检查的方向,并推断可能的疾患。当然,其准确与否又会因疾病的难易及医者的临床经验而有所差异。
遗憾的是,现今由于医疗资源过于集中,患者偏爱到大医院就诊,各家大医院门庭若市。以每位医师单元时间诊视30位病人计算,平均每位患者与医师交流仅有7分钟时间,这对一名初诊患者来说远远不够。如果患者事先未作充分准备,表达病情不清楚,对医师的启示性提问又漫无边际答非所问,加之其他干扰因素,接诊医生难免会产生不耐烦情绪,以至于无暇细虑,未能得出正确的初步印象。
而这一初步印象有可能对复诊医师无形中产生误导作用。即同样在7分钟的“紧箍咒”下,容易依照初诊医师的思路,未作深思就照葫芦画瓢循前而进,以至于越走越偏了。所以,患者必须珍惜此“7分钟”,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择精而言,甚至当担心自己可能患有重症时,不妨听取两位以上初诊医师的意见;而医师更应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认真对待门诊工作。
临床诊断:分科细要防盲人摸象
其后,根据各种影像学(X线、超声、CT、核磁共振……)及针对性的化验检查结果,医师可据此作出临床诊断。当然,这是一次鉴定初步印象正确与否的绝佳机会,事实上不少疾病也由此修正而得出正确的诊断。难怪芸芸众生不辞辛苦纷纷涌向设备齐全、人才济济的各大医院,其原因也在于此。
但事物总有两面性。在医学不断发展的今天,临床分科越来越细。分科的精细化无疑推动了专业的发展,医院越大,分科越多,专业就越细,而且落实到人,派生出众多的XX病专家,或XX器官的专家。难怪有的患者反映,一到大医院,自己就变成在传送带上被到处转运的物件。从挂号开始→诊室→化验室→X线科→超声科→CT→……遗憾的是专业发展细化的结果,必然是整体观念淡泊。各专业的专家往往偏重自管器官、疾病,难免出现盲人摸象、以偏赅全的现象,而让患者无所适从。因此,如能建立首诊负责制,或首治患者的多学科会诊制,或有助于减少误诊的发生。但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病理诊断:有创伤医生当谨慎
不少在门诊就治的患者,医师常根据临床诊断而予以相应治疗,而不必再取组织作病理诊断,如肺炎、肝炎等内科疾患。当然,诊断的“金标准”是组织病理学诊断,尤其对恶性疾患而言,由于欲行破坏性较大、对人体损害较广的手术、放化疗,因此更要求在决定治疗方案前应有病理检查结果。所以病理诊断被称为三级诊断,也常可作为最后诊断。
但这一至关重要、与治疗密切相关的诊断步骤,常因须直接从病变部位取材,是创伤性检查而遭患者拒绝,理由无非是担心癌症由此发生转移。这常使医师处于两难境地,医患矛盾乃至纠纷也由此而生。
总之,医学是一门具有社会科学特性的自然科学,不同于数理化等其他自然科学。由于医学的服务对象是人,不但人的相貌、脾性各异,即使是同一种癌症也千差万别。现今的医学对人体的秘密知之甚少,病后的机理更是了解不多,患病本身是一极为复杂的病理、生理变化过程,即使是同一种疾病,病因可能也不尽相同,病后症状亦常是多样化,其疗程演变也各异,各人的体质又各不相同。因此,当今医学距离人们的希望及要求相差甚远。
目前的医学水平还不能做到杜绝误诊以及随之发生的误治。“医生虽然掌握了不少知识,积累了许多经验,但对于每一位新病人,医生只能从零做起。”曾昭耆强调,临床医学的探索性决定了诊断过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难免会出现判断上的偏差,甚至处理上的失误。
虽然误诊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因此纵容一些不该发生的误诊发生。医生应该尽职尽责作出正确的诊断,杜绝由于责任心不强、粗心大意等原因导致的不可原谅的误诊发生。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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