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一提到医学、医生，人们往往仅想到治病，这似乎已成为一个自然而固定的思维模式。然而，医学是否是单纯为了治疗而诞生的一门技术呢？人们应该记得，在医学形成之初，其原本是有着更宽广的内涵和意义的，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和幸福需要而诞生的。如今，医学在许多人眼里已经渐渐发展和演变成了只为治疗的一门学问。因此，似乎不少医生也因为自己掌握了独到的治疗技术而盛气凌人，却少有见到医生因为医学的不完美而显得虚怀若谷。

马克思说，人的社会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对社会需要的满足，那么医生的职业价值的大小应该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准确抓住并满足患者的核心需求。那么，患者的核心需求到底是什么？医生的职业价值究竟何在？什么样的医生才能堪称好医生和大医生？

患者永恒的需求

患者来到医院，需求很多：环境、设备、气氛、服务、价格、安全、疗效等。但患者的最重要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要的当然是治疗效果，要的是“看好病”！“看好病”是患者的核心需求！但许多疾病并没有可以治愈的方法，特别是老年病和慢性病，治疗几乎很难有大的成效。“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应该是大多数医生常常面临的情况。因此，医学工作者最大的工作是管理疾病而不一定能治愈疾病。更多地帮助患者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痛苦而不一定能祛除疾病已成为医学的主要现状。科技的发展虽然可以带来医学治疗的进步，却始终不能治愈所有的病痛，帮助和安慰也就成为了患者永恒的需求。

大医们令人震惊的的反思

纽约医师和外科医学院的阿郎索.H.克拉克教授表示：“医师尽管满腔热忱地做好事，但却造成了许多损害。他们匆匆忙忙地把成千上万的人送进了坟墓。本来，若把这些人留给大自然来治疗，他们就会康复的。”

澳大利亚一位作者在一本著作里记述：1973年，以色列的医生罢医，从而使每天就诊的病人总数由65000人降至7000人。罢医持续了一个月，以色列殡仪馆统计：罢医期间病人死亡率下降了50%。1976年，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医生举行了历时52天的罢医，在此期间医生只处理急诊病人，这个时期病人的死亡率减少了35%。1976年，在美国洛杉矶医生“怠工”时间里，病人死亡率下降了18%。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约翰.马森.古德医学博士认为：“医学对身体系统的影响最难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杀死的人数，比战争、瘟疫和饥荒共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

这些话或许有片面的成分，但是否确实值得医生们深思呢？医学究竟是什么？医生的真正价值又在哪里？

找回医学和医生的真正价值

《希氏内科学》序言开篇写道：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主义职业。它的道德性质更类似于宗教的传教士。这说明医生必须具有传教士般虔诚的精神和职业信仰。疾病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组织部分，不仅折磨人的肉体，同时还折磨人的精神。医学对生命的关爱是通过对疾病侵害之下的人的肉体病痛的诊治来体现的；宗教对生命的关爱是对生活重压之下的人的灵魂堕落的拯救而彰显的。医学对生命的关爱注重人躯体和精神此生有限的健康，宗教对生命的关爱注重人的无限的永恒。由此看来，医生的价值并非局限于对人的肉体病痛的诊治，更要改善患者由于疾病而变得沉重的心境。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患者蜂拥的大医院里，许多医生正无奈地“奋战”在“被忙碌”的压力下和“被爱戴”的光环下。似乎很多时候已经无从去体会病人的心境，却常常是忽略了病人表达的急切。于是，医生价值取向被偏离的情况也并不难见到，比如：当病人想提出对疾病的不同看法时，医生一句“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就使之噤声；当病人在术前惴惴不安地向医生倾诉感受时，医生一句“一个小手术，我做过的比你听说过的还多，怕什么？”就令其黯然。这样不近人情的话语犹如一股寒流，让病人凉透心底。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坦言，他对医生本人没有患过重症感到“遗憾”。他们的意思是医生如果有患病的经历，那么就会深刻理解病人的情感体验。如果没有这种经历，那么医生可能很难想象病人患病时的痛苦，更无法理解一个身患重病者的孤独与无助。

大医不等于技术激进主义？

爱因斯坦说：“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然而，当下医学的缰绳似乎正在被执著地、不遗余力地运用医学的技术的潜力所绑架。在一些所谓大医生手中，医学正在热衷于谋划“能做的”和“将做的”一桩桩惊天动地的技术突破的轨迹下“进步”，仿佛医生很少需要考虑自身的价值，考虑技术与人性的张力，关注“人的医学”。最终“病人”被当成“机器”，被客体化、对象化，然后接受修理、调控、再造或局部替代。 疾病是人机体的痛苦，更是心灵的损补，任何医疗的交往都首先应该是人与人之间身心救助的故事，无论技术如何飙升，人道、人本、人性的光芒永远是医学救助的价值皈依，技术再发展也只是支持，只能是工具。

作为一名现代的好医生，不能简单地把人看成是纯生物学的客体，而要把人看成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整体。发病原因不只是唯一的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自然因素，而是要从整体的人出发，既注意研究人致病的物质因素，也注意研究有害于人体健康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如环境污染、社会公害、职业病、酗酒、吸毒、交通事故等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诊断上，要求医生利用各种医疗仪器和化学检验仅仅是医学的一部分，或许更重要的还需要医生通过耐心的望诊、闻诊、问诊、切诊，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家庭境况，给患者以更多的专业指导和心灵抚慰。在医疗手段上，要求医生对于病人不只是给予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帮助，还要求医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治疗，把医学与当代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道德、管理等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疾病的综合防治和病人的全面健康。大医生的境界本不应是简单地为病人治疗疾病，或者进行心理安慰的简单过程，而应转变为一种医生与病人心灵的共鸣、情感的交汇，是医生和病人共同对生与死与思考。

在三甲公立医院，不同科室的专家有其共同的优势，就是以自己非常专业或资深的技术造诣，吸引着不少区域病人在门诊排队等候看病。然而，有些专家是否会意识到共同的劣势呢？每日患者众多的压力，使得一些专家看病效率“非常之快”，病人出了诊室手里拿着一叠检查单却表情困惑，对专家医生的那种“信任”也拎不清去哪了？如此缺少沟通时间，不能充分了解和分析疾病的致病因素，无法竭尽自己所能为病人提供生理、心理、人文的全面服务，是否将会令这样的大医生最终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呢？

关爱与技术融合才是成就大医之道

科技可以创造奇迹。十年前的不治之症，今天在一个住院医师那里就可能迎刃而解。医生应该为自己拥有了高科技技能而自豪和骄傲，但绝对要沉下心来静静地深思：医学到底是什么？难道高科技可以代替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 医生和医学的发展往往滞后于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医生相对于疾病，永远都会有失败。单纯的技术相对于满足病人的需求总会显得乏力。医生所从事的许多医疗活动也不可能彻底医治病人的疾病，而是代表着同情、理解、关怀、缓解疼痛与压力。高科技对医学的介入不应该使亲情失落，人性分隔。

做医生难，在中国做医生更难，在中国大医院里做大医生更可谓难上加难。然而，所有的困难似乎都不可以成为充分的理由，去让医生放弃与患者的充分沟通、理解和关爱。或许中国的医疗体制需要仔细思考：究竟患者需要的是每天看50个号，每个号10元的专家，还是每天只看10个号，每个号50元的专家？两种医生从收入上可能是等价的，然而，在给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上可能会相差甚远，医生自身的价值体现和社会认同也会截然不同。一味地追求服务的数量不仅解决不了老百姓“就医难”，反而可能会损害到患者和医生双方的利益，偏离医学与医生价值的本真。或许唯有人文医学传统与科学医学的共生与融合，才会有医学的真正成熟，也才是真正的大医之道。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