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2日，刘君（化名）妻子怀胎十月，当晚22时15分，妻子终于产下一名男婴，本是个高兴的日子，然而婴儿却因分娩过程时间过长造成窒息，留下脑瘫症状。刘君带着惨痛的心情找到医院，追究其医疗事故责任，但没想到医院却一直推诿，直到今天，这起纠纷仍然搁置着。

“我至今还瞒着父母，如果父母知道孙子脑瘫，会疯的。”

这大半年来，刘君多次往返于临朐、潍坊、济南等地，希冀还原事实真相，寻求纠纷破解之道。然而，事情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案件原委：婴儿成了患儿 喜事反成忧事

2013年8月22日，对刘君来讲，本是高兴的日子，妻子怀胎十月，即将分娩。但是他这一天，比一年还长。

当天凌晨，妻子入住临朐县人民医院，在产二科待产，试产长达20多个小时，均未成功。当晚22时15分，妻子终于产下一名男婴。“医院告诉我婴儿有窒息现象，经过实施复苏抢救，已经没事。”刘君说，这时候，医护人员嘱咐家属，把婴儿抱到新生儿科病房。而新生儿科的医生在接收婴儿时，便告知家属，婴儿病情比较严重，医院没有条件抢救和治疗，必须转到上级医院。23日凌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救护车接走患儿。

“待产期间，因疼痛剧烈，体力不支，妻子曾向医生提出过剖宫产要求。”刘君说，医生检查后却说适合顺产。“长时间试产失败，羊水出现污染，胎儿窒息严重，虽然抢救过来，但是造成脑瘫。”刘君伤心地说，“胎儿在母亲肚子里好好的，产检定期做，很健康。”

就此已出现疑点：婴儿出生，为啥让刘君等家属将婴儿从产房抱到新生儿科病房？不应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抱上去吗？同一家医院，为啥产二科的医生说已经没事，新生儿科的医生却说比较严重，建议转院？

转院之后，为配合治疗，刘君曾向临朐县人民医院索要病历，但是院方以“病历未整理好”为由拒绝，再三索要依然未果。数天之后，刘君向临朐县卫计局致电投诉，在县卫计局的干预下，病历才得以封存。病历未整理能做为理由？但是据了解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因抢救急危患者，未能及时书写病历的，有关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6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明。

刘君说，他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了解病情入院记录时发现，上面记载着：“产时有窒息，阿氏评分1分钟3分，后续评分不详”；而临朐县人民医院出院病历显示，“1分钟评5分，给予吸痰、吸氧”。据相关医生介绍，阿氏评分是一种临床上评价新生儿窒息程度的方法。8～10分为正常，4～7分为轻度窒息，0～3分为重度窒息。产时有窒息，两家医院一轻一重两种结果，索要病历屡次遭拒，刘君怀疑临朐县人民医院篡改病历。

“为了婴儿的健康，听从医生的建议抓紧转院。”刘君说，“可为什么要等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救护车来拉人，而不安排救护车送过去？”刘君觉得这期间也耽误了治疗。

带着这些疑问，刘君开始了他与医院长达两年的交涉之路。

院方：病历无错

“我们不可能篡改病历，23日当晚就封存了，病历上的内容有些还没来得及写。”针对刘君的质疑，临朐县人民医院产二科主任窦金玲说。

临朐县卫计局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9月29日，因刘君需要复印病历，在县人民医院、刘君亲属和卫计局工作人员三方均在场的情况下拆封，复印后再次封存至今。

在封存病历的日期上，刘君、医院、县卫计局三方说法不一。“病历是婴儿转院之后好几天才封存的。”刘君说，这几天，医院完全有时间将病历篡改。时隔9个月之后，2014年5月，刘君致电县卫计局，询问封存病历日期。工作人员说，是23日晚接到投诉立刻封存的。而刘君的投诉时间却是在数天之后。

患方：病历被篡改

刘君表示，封病历的正常程序是，若医患双方产生矛盾，患方要求医院封存病历，则在医患双方以及卫计局三方见证下，将病历封存。“我不打电话，卫计局不可能去封病历。”

还让刘君想不明白的是，再次封存的病历，为啥首次封存病历的时间以及装病历的文件袋没有了？记者找到县卫计局，工作人员的解释是，拆封后，以前装病历的袋子要重新换，之前的应该有首次封病历的时间，可能与病历一起又封在新的袋子里面。

至今，三方仍在封病历的日期上没有取得一致。这更加坚定了刘君之前的判断：医院篡改了病历，推脱责任。

针对医生让家属抱着婴儿去新生儿科病房的疑问，窦金玲表示，医生紧随其后就赶到了。

关于抢救及转院的问题，医院给出结论：产二科及新生儿科在患儿抢救过程中，相关科室按照绿色生命通道的要求，紧密配合，抢救措施恰当。临朐县人民医院医务部原主任尹继全表示，新生儿比较特殊，转院得有专门的救护车，普通的救护车不具备儿童专用的救护设备，这才让潍坊市妇幼保健院来拉的。

医院坚持自己的调查结论：经过医院自查、分析，产二科处理得当、合理，不存在处置不当等问题；诊疗过程无过失，不应当承担责任；建议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司法鉴定等途径，由专业机构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出具权威性结论，然后再进行处置。“如果权威结论出来，是医院的责任，我们会按照规定进行赔偿。”尹继全说。

卫计局调解无果 又是漫漫长路

起初，在与医院协商沟通失败后，刘君找到县卫计局，因打官司太漫长，想通过调解来解决与医院的纠纷。而临朐县卫计局副局长王建玺给出建议，刘君与医院的矛盾纠纷属于相离的情况。“卫计局试图通过调解解决问题，但是双方各不相让，底线平行不相交，调解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担负着医疗纠纷调解的职责，但是也只能是协调，并无权力让临朐县人民医院或刘君怎样。在调解过程中，只能告知患者如何才能有效解决纠纷，说服患者走相应程序。

刘君出具了一些医院的诊断给医院与卫计局。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诊断为窒息合并多脏器功能损害；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为精神运动发育落后……针对这些诊断，临朐县人民医院认为，患儿年龄尚小，目前上述医疗机构对损害及预后均无结论性意见，尚需专业机构通过鉴定确定。“患方、医院、卫计局都不是鉴定机构，其他医院也不是权威鉴定机构，都不能直接下结论。”王建玺疑惑，为何刘君不去做相关权威鉴定。“像致婴儿脑瘫这类事故，比一般事故更复杂，不像腿骨折，一次性赔付就可以，腿骨愈合长好后就没事了。”王建玺坦言，这类事故要通过更专业权威的鉴定机构来鉴定婴儿脑瘫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还要评估以后会怎样牵扯到孩子生活等。“不管怎么说，专业权威的鉴定肯定是要做的。”

刘君认为，“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医生的组织——医学会来鉴定，我没有异议，毕竟医生是专业的。”但因为首次鉴定须由潍坊市医学会做，而潍坊医学会是当地医生的组织，他对此有疑虑。刘君说，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可能大部分与临朐县人民医院医生认识或者有交集。“参与鉴定的医生，一是抹不开情面，二是要为自己留后路，因为谁也难保自己以后不会出事，这样的鉴定结论，是否客观就很难说了。”因不能保证其公平公正，而其结果确是具有重大判定意义，所以不敢轻易去做。 而且在制度设计时，为什么不直接异地鉴定呢？为什么要让患者一开始就质疑呢？再有，如果人人都选择司法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当记者调查到山东省医学会想要联系相关负责人解释其原委，却遭到工作人员身体不适、走访程序及审批等一系列程序等理由拒绝回答问题。

最终，县卫计局出具了一个处理意见：关于院方是否存在诊疗过失及责任程度、窒息是否对患儿造成永久性损害及损害的严重程度、患儿预后等问题的认定，双方意见分歧较大，难以达成一致。需要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得出明确结论后才能进一步处理。

无路可走 只能诉讼法律

对于医疗纠纷，调解的方式对于医患双方来讲，比较容易接受。然而这最佳方式却依然没能取得事情进展，反而带来更多无奈与失望。于此迫不得已，刘君只好通过法律诉讼。希望通过法律来解开这个纠结。

这两年来，刘君边工作边给孩子治病，抱着孩子，辗转济南、北京、上海等地求医已花费数十万元，身心疲惫，精神和经济压力都很大，医院却从来没有探望过孩子。这两年，双方也多次面谈，并保持电话沟通。但是，每次都不欢而散。“谈崩后，有时候我越想越气，恨不得和他们拼命。但是，我强忍住了，除了说过一些难听话，还算理性。”刘君说。与医院沟通、通过县卫计局调解，刘君心力交瘁。

为了能够更加得到公平的审判，他不是直接起诉临朐县人民医院，而是绕了个圈子，把济南一家医院连带临朐县人民医院一起告上法庭。“这是无奈之举，如果单独告临朐县人民医院，只能到临朐县人民法院起诉，法官都是当地人，可能与县医院熟，我一个外地人去打官司，没有胜算把握。”刘君说，把济南的医院连带临朐县人民医院一起告，可以把诉讼地选在济南，起码对他公平一点。

而且只要在济南起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可能不会在潍坊做，也可能做司法鉴定。“这样的异地鉴定让人觉得可能更公正一些。”

“打官司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刘君说，“我还是相信法律，我就是为了讨个说法，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

管中窥豹，一叶知秋。透过这起纠纷，我们发现，医患之间横亘着一道沟壑，沟壑上缺失一座牢固的桥梁——信任。而构筑这座信任桥梁的关键材料就是公平与公正。面临频发的医患暴力事件，是否真的只是患者单方面的过激行为，作为医生及医疗机构等卫生机关更应反思自己。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主动方在于医生方面。希望刘君在法律面前可以得到公平的结果，给孩子一个合理的说法。

(环球医学编辑：张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