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网站昨天发布的文章，介绍了17世纪以来，人类医学典型地表现为现代西方医学乘兴崛起，并很快成为人类医学的主流。新兴医学与17世纪以前的传统医学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传统医学建基于模糊经验，而现代医学建基于精确实验。实验之所以精确，因其通过仪器对事物的客观反映，意念理识、体认身受既有定规又有准则，对其记录描述皆立足于准确量化。

传统医学建立在自然哲学的经验基础之上，并不要求精细而深刻地把握具体的生物特性；而现代医学建立在精确计量的实验科学基础之上，实验科学在医学领域的基础便是生命的自然属性，即生物性，医学研究和实践客观上严格要求对具体的生物指标进行精细而深刻的准确把握。正如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教授George Libman Engel（1913~1999）于1977年呼吁医学模式转变。他建立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可以说，近400年的西方医学史就是特征鲜明的生物医学史。西方医学以生物科学为主脉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西方医学的产生基础和发展方向皆以生物医学为基础。西方医学是在17世纪自然科学已有良好基础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其产生和发展的每一步，无不浸染着生物科学的印迹。从哈维对生理学的创建、马尔比基（Marcello Malpighi，1628～1694）对组织学的探索、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1632～1723）发现微生物、约翰•亨特（John Hunter，1728～1793）对病理生理及微循环的研究，到沃尔弗对近代胚胎学的奠基；从莫干尼创立病理解剖学，到比沙（Marie Francois Xavier Bichat，1771～1802）通过为组织学奠基进而迈出通向生命细胞学说的重要一步；再从20世纪尾叶的埃尔温•内尔（Erwin Neher）和贝尔特•萨克曼（Bert Sakmann）发明和应用膜片钳进而对细胞上存在离子通道的证实，到中国、美国、日本等6国科学家对人类基因序列图的成功绘制……这些无不表明现代医学的发展兴盛是以生物医学为主脉。

二、西方医学以生物指标的实证考量为依据。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皆立足于生命体生物性状指标的正常或偏异，指标正常即为健康，异常则为疾病。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医药学的研究从设计到总结，全过程均立足于数据的获取、统计、分析和应用，而医药护技的临床业务从病史采集、诊断检查、药物干预、转归评价尽都围绕着病人生物指标而进行。即使是异常复杂的高级神经活动，医学科学家们也试图将其以有参数可循，有数据可考的综合指标群组进行实证和考量。哈维1628年发表的《关于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研究》（De motu cordis）一书开始了盖伦理论的终结。随着散克托留斯的代谢研究，这本书也成为生理学数量方法的重要模型。以新陈代谢研究为象征性开端，后世医学无不将生命体的生物指标作为重要的实证依据。

三、西方医学以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健全维护为宗旨。小心呵护生命体生物结构和功能的健全，并非西方医学所独具，而是所有医学共同的出发点和追求。在近代西方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在伤病治疗过程中尽量追求结构和生物功能的统一，根据疾病和损害的程度采取不同的极端策略；废者弃之，譬阑尾、胆囊之切除；损者复之，似心脏瓣膜之修补；残障者完善之，如假肢义齿及人工脏器；毁缺者替换之，犹换心换肺等脏器移植。各种各样的措施不论短暂还是持久，不论简单还是复杂，其最终的核心基点无不立足于通过结构性措施维护生物体功能。即使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工程和基因工程技术，也都是立足于维护、提高和强化生物功能而发展起来的。

四、西方医学的学术体系是以生物医学为纲建立和发展的。作为一门体系庞大、结构复杂的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思维科学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学，医学科学有其完整而严谨的学术体系，而且这种体系的划分均明显地表现生物医学的特征。从临床科室的设置和医学教育课程的设置便可见一斑。

与生物医学相对应而与社会医学相类似，且尚未占据主要地位的医学门类还有心理医学、精神医学、行为医学、环境医学、家庭医学、旅游医学、运动医学、交通医学、高原医学、灾难医学等。虽然它们最终无论如何脱离不了人的生物特性，但其直接的研究角度则并未聚焦于生物性状。在当今社会正在进行的医学文化多元重塑时代背景下，强调生物医学的主脉地位，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他医学的非主脉地位；更须特别强调的是，强调生物医学的主脉地位，也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非主脉医学的重要性。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