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的兴盛或衰亡，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土壤。而当代中国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医学伦理学，也无不打上了时代烙印。

当代中国的文化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逐渐中国化，革新中国的传统文化。毛主席、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提出的政治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医学伦理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的医家，“为人民的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对医生职业道德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指导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医家们，“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成为新的医德标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医学伦理思想具有战争时代特色，是我国社会主义医学伦理思想形成的基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医学伦理思想，包括红色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医学伦理思想，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医学伦理道德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创建人民医疗卫生事业而形成的医学伦理思想。1931年，毛泽东为红色卫生学校制定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医学教育方针。1941年，毛泽东又为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题词是对当时我军医疗卫生工作经验的精辟概括，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显著特点和医务人员的优良医学伦理道德，成为我国的医学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我国的医务人员和患者都在此著名题词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名文章的引导下，共同参与到了医疗卫生活动中，构成了平等的同志式的新型医患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前进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前。新中国成立以后，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医学伦理思想和医学伦理原则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体现和发展。党领导全国人民改造和整顿旧中国遗留下的医药卫生事业，确定和落实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还组织力量防治危害人民最大的疾病，严格控制烈性传染病和地方病，如霍乱、鼠疫、血吸虫病等。同时，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倡导学习白求恩精神，争做白求恩式的医生，清除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广大医务人员思想觉悟和医德修养显著提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也纷纷奔赴战场，为中朝人民和志愿军伤病员服务，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和平建设时期，则为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谱写了新的篇章。社会主义建设前期，我国的卫生政策侧重于预防为主，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中西医结合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医学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即为社会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但这一时期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主要依靠政治哲学的指导，即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是医学伦理学价值判断的准绳。第二阶段：（1966～1976年）“文革”动乱的十年。这十年中，医学伦理道德是科学与愚昧的搏斗，是团结发展中西医与摧残中西医相结合思想的搏斗。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精神遭到严重损害，社会伦理道德和医学伦理道德出现倒退。但也不能忽视在这时期有许多医务人员仍然是忠于职守，抱着对人民健康负责的态度，勤奋工作，并且仍然保持着高尚的医学道德情操。第三阶段：（1976～1988年）自20世纪70年代末医学伦理学在中国复兴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职业道德作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1981年和1988年，卫生部先后颁发了《医院工作人员守则》、《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等，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医学伦理思想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是比较系统地研究医学伦理学的新时代。1981年6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标志着中国的医学界、理论界已开始认识到医学伦理学理论建设与医学发展的关系，开始了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理论研究和建设。1988年10月，全国第五次医学伦理学讨论会暨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医学伦理学的理论队伍已经形成并走向正轨。1991年6月，全国第六次医学伦理学会在成都召开，会议总结了前10年的医学伦理道德建设，并对90年代提出了展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的开设，杜治政的《医学伦理学纲要》等一大批医学伦理学教材也先后陆续出版，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思想体系随之基本确立。同时，1980年创刊的《医学与哲学》和1988年创刊的《中国医学伦理学》等专业杂志对推动我国医学伦理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科学的进步，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其与医学伦理学龃龉不断，安乐死、临终关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严重缺陷新生儿的处理、人体实验等遭遇大量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的拷问。世纪之交，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特点体现在人类基因组研究、克隆技术研究、遗传生殖技术发展应用等相关伦理问题的凸现和探讨的白热化；器官移植等临床医学领域与伦理学相关案件的出现及媒体的关注；国家卫生保健制度及机构改革与生命伦理学学术界的参与；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领域对医学生、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重视和反思；中国及国际生命伦理学界加强合作、多次联合召开会议等。当代医学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对医学伦理学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生命与健康的新课题。生命伦理学正在日益走近我们，我们也逐渐建立起解决生命健康与伦理冲突难题的医学伦理委员会。我国的当代医学伦理学已被推向了生命与健康伦理学发展的最新阶段，正与发达国家全面接轨。

总之，我国的医学伦理思想是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它源远流长，历经历代医家的实践探索和立论著作，逐渐形成发展，并日臻完善和成熟。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