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不断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瓜分，社会动荡不安，中国民众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中医及其伦理学思想也未能例外。中西医的比较和抉择，成为晚清至民国近百年间中国医学及其伦理学变迁史的核心问题。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领导了禁烟爱国运动。1838年，林则徐给皇帝的奏折的第四部分“戒烟断药方”就是根据江浙医家何其伟研究古方编辑成的《救迷良方》改写的。正是林则徐领导的禁烟事业和何其伟的《救迷良方》，拯救了中国400万以上吸毒者的性命，使他们脱离了痼毒的苦海，或恢复了健康，重新做人。

鸦片战争后，国家和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此时的许多医家，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并用从西方学来的伦理观念充实我国医学伦理思想的内容。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和鲁迅。孙中山早年怀着“医亦救人之术”的意愿学医，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主张“仁爱”的伦理思想，提倡“济世为怀”，“粟金不受，礼物仍辞”，被人奉为“孙菩萨”。鲁迅也是怀着“医学不仅可以给苦难的同胞解除病痛，但愿真的还可以成为我们民族进行社会改革的杠杆”的美好愿望学医的。这两人都是从医家成为革命家，从医人转为医国，从重医德进而重政德与人格的代表。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我国出现了西医和中医问题的剧烈论争。中西医存废之争持续了十余年，双方的支持者旗帜鲜明的捍卫自己的立场，甚至不惜相互攻击，口诛笔伐。这场论战原本属于医学领域的争论，竟然让思想界、政界，甚至整个社会都被席卷了进来。

当时有主张全盘西化、主张完全复古和主张中西汇通的三派观点，其中的中西汇通派，客观认识到中西医各自的长处，如施今墨、恽铁樵、张锡纯等代表人物，他们主张中西医相互学习，并在促进我国医学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从此，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共同造福人类健康的新局面。今天虽已经不见昔日的漫天硝烟，但这场争论对中国医学及其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1932年6月，现代医学教育家宋国宾，撰写出版了我国西医学界第一部医学伦理学专著《医业伦理学》，标志着中国已由传统医德学阶段进入了现代伦理学阶段。他认为：“医业伦理，一言以蔽之曰，仁义而已矣，博爱谓之仁，行而宣之谓义，故医家当具爱人好义精神。”他还就“医师之人格”、“医生与病人”、“医生与同道”、“医生与社会”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强调医生必须加强医学伦理修养，“良医当勤其所学，忠其所事，出其热忱，修其仪表。”他的学说为我国近、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