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归根结底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如果人类的动物祖先仍然封闭于600万年前人猿共祖状态而永无创新，就不会有直立行走、制造工具、钻燧取火、发明文字、抽象思维等一系列伟大的进步。而17世纪以来的西方医学也正是因为追求积极创新，才得以展现出勇猛精进、生动活泼的局面。

同人类的进化过程一样，医学的进步过程也表现为不懈追求创新的过程，只不过17世纪以前的创新是缓慢的、渐进的、少量的，而17世纪以后的创新是快速的、高效的、海量的。

创新为17世纪以来引领世界医学潮流的西方医学注入灵魂。

基本诊疗技术是医学中最常见、常用的内容，如查体温、测血压、各种常规检查、各种注射技术和治疗技术等。这些已经司空见惯的方法和技术几乎全都是医学文化重塑阶段的创新产物。比如常见的血压测量，人类医学对血压的第一次测量发生于公元1711年，是由英国的黑尔斯（Stephen Hales，1672～1761）以检测马颈动脉血液压力而设计的血液循环动力学测定装置，直到100余年后的公元1819年，才由法国普瓦瑟伊尔（Jean Leonard Marie Poiseuille，1799～1869）发明出用于测量人体动脉血压的水银血压计。除此之外，听诊器发明于1819年，叩诊技术发明于1761年，心电图发明于1903年，X线检查发明于1895年，注射技术发明于17世纪，牛痘接种技术发明于18世纪，外科麻醉技术发明并成熟于19世纪，科学意义上的器官移植产生于20世纪。这些常见的医学技术无一例外皆为医学文化多元重塑阶段的创新收获。

医学基本理论是指导医学实践最基础最常用的理论，如古代医学的“四体液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四诊八纲学说”等。现代医学的基本理论是在科学实验、科学观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医学知识系统，它的建立过程本身即是积极的创新过程。如哈维历经30年实验观察和定量分析，以《心血运动论》这一划时代的研究成果推翻了统治医学界长达1500余年的“灵气说”，建立了现代生理学方法论体系，开启了实验医学的先河。再如英国人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1620～1674）通过《对伦敦死亡表的自然、政治的考察》，而分析人口死亡率、疾病发生率及其与生命统计的关系，开创了医学统计学基本理论在医学中的应用。此外德国人施莱登、施旺以及魏尔啸共同建立细胞学说，俄裔德国人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1792～1876）在胚胎学研究中创立了“冯•贝尔法则”和“胚层学说”，法国人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1～1895）在批判生命“自然发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命只能来自生命的“生源论”……现代医学大厦就是靠着这些不胜枚举的新理论、新学说、新观点创建起来的，新兴医学的健康运行靠的就是创新机制。

此外，医学学科门类是构建医学体系的基本结构单元，在17世纪以前的医学文化系统成熟阶段，医学的学科门类已经非常成熟，但它们都是经验医学提炼出来的结晶，无法适应现代医学的需要。现代医学从内涵到外延皆为17世纪以来所发生，所构建的生物医学，在与经验医学截然不同的本质体系中，医学学科门类同样经历了一个全面创新的过程。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牙科学、病理解剖学、比较解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骨科学、医学统计学、腹部外科学、现代心理学等等数不胜数的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共同构成了现代医学的骨干支架，使新兴的医学体系巍然屹立于17世纪伟大的时代。

近现代医学焕发光彩，全面创新功不可没。正是由于无数的医学人心系人类健康事业，不断创新精进、上下索求，才跨越了一道道艰难险阻，开创一个个丰功伟绩，以无穷无尽的创新成果丰富了医学宝库。是人们锲而不舍追求创新的伟大精神赋予了医学之“魂”。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