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暴力伤医事件愈演愈烈，耳鼻喉科、外科、儿科等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高危科室”。医生在面对巨大工作压力的同时，还要“习武”以保障人身安全，多么荒谬！同时，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机制极其不健全，医患矛盾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很多工作多年的医生都欲转行，着实令人心酸。当我们伤透了医生的心，当没有人想当医生，将来谁给我们看病？

南医大一儿科医生工作8年欲转岗

院领导：近几年耳鼻喉科、外科、儿科等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高危科室”。我在儿科工作了8年，实在觉得压力太大。现在家家就一个孩子，孩子稍微有点不舒服就看医生，我们诊断后感觉没问题，有时就容易有矛盾。曾经的那次被患者家属“围堵”的经历，至今仍是梦魇。现在我就想转个风险小点的专业，即使收入低些，但起码能保命……辞职人：姜峰（现在南医大读研一）

以上是姜峰的辞职报告。南医大研一学生姜峰2013年考入南医大之前，曾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8年儿科医生。他说：“风险太大，也太累了。”

儿科常见的手足口病让姜峰至今想来还有些后怕。他说，当时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得了手足口病，病情发展很快，儿科主任上阵抢救。遗憾的是，三四天后，孩子还是去世了。家长认为管床医生有责任，导致孩子死亡。“当时我们把门反锁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直等保安到了，才敢出来。”姜峰说，家长天天守在医院门口等着医生理论，这个医生请了一两周的假，才敢回来上班。

“我现在就想转一个轻松、风险小一些的专业，即使收入会低一些，但是最起码能保命。”姜峰说，2013年，他所在科室的30个医生，一共走了5个，两个跳槽到无锡，他转到康复医学专业读研，另一个医生转到皮肤科读研，还有一个读了博士。

急诊开窗方便逃 板凳固定防砸人

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陈东（化名）前不久刚刚签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选择做医生，虽然选择了普外科，但他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因为可能要经常给病人做手术。“如果有好的机会，也会考虑转行。”陈东说。

“现在找工作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陈东本科从东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在南京某三甲医院的耳鼻喉科工作了两年，医患纠纷让他心有余悸。“当时医院的急诊科都设在一楼，医生接诊时，窗户打开，板凳固定在地上，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来万一病人闹事的话，可以随时跳出去，二来能防止病人搬起凳子砸人。”陈东说。

骨科医生压力大 年龄越大胆子越小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朱保华说，骨科医生的压力确实比较大，有句话说：“年龄越大，胆子越小。”

朱保华说，前不久，南京有个医院就发生一起意外事件，病人进了手术室，要将固定的钢板取下来。结果医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取不出体内钢板，原因竟然是找不到合适的取钢板螺丝的工具。听起来让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从患者的角度讲，当然认为这是百分百的医院责任，但是医院实际上在术前经过了充分沟通，甚至准备了多套工具，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外科比内科风险高

专家表示，其实相比内科来说，外科因为要“拿刀子”动手术，所以显得风险相对高，医患矛盾也偏多一点。

比如胸心外科，是在心脏上动手术，稍有不慎，人就下不了手术台。更关键的是，心脏手术往往是急诊手术，病人来得急，病情重，“也许昨天还好好的，突然就心脏病发作，人一旦下不了手术台，患者情绪就会激动。”专家说。妇产科更不用说，牵涉到两条命。与带病就诊的患者心态不同，孕产妇是健康人，在孕育、生产过程中若出现偏差，心理上就很难接受。

保障医生安全：医院、媒体、公安一个都不能少

据中国医师协会统计分析，手术科室、急诊科室是医患冲突的高发地。而大医院由于收治危重病人较多，医患冲突事件发生频率也远高于一般小医院。

除加强安保外，一些医院甚至为医生们开设了相关防身术。“病人带刀、医生习武”成为近年来医患关系畸形的集中表现。专家分析，暴力伤医的患者一般具有如下特征：经济条件较差，心理内向自卑，对医疗效果的要求高，其诉求得不到足够重视。

个别人偏执地认为，医生看病是为赚钱吃回扣，患者是消费者，掏了钱就要看好病，病没治好就是医生的错。总是用“人绝对不会病死，只是被医生治死”的错误逻辑判断自身病情，而且不接受别人开导。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国尚未建立科学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没有权威的医疗机构鉴定、调处部门，患者和医生之间缺乏缓冲带。而对医患矛盾的一些错误认识和舆论，也导致患者对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医患纠纷失去信心。

医院应该建立安检制度，这能够让医生在其职业环境中有安全感。媒体应尽量正面引导，让患者相信法律，采取正当的医疗纠纷调处措施。公安机关要有所作为，特别是要依法强力打击扰乱医疗秩序的暴力行为，不能将对患者的同情等同于对暴力行为的容忍。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