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国医师协会发布《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在2014年的调查中，65.9%的被调查医师对自己的收入不满，很多医师认为提高医师合法收入对治理红包、回扣，以及缓解医患关系紧张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应如何正确看待“六成医生不满收入”这一现状？

基层医师满意度最高

在医师收入方面，《白皮书》显示，2009年，91.90%的医生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2011年为95.66%，2014年65.9%的被调查医师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很不满意+不满意），其中选择“很不满意”的比例为19.1%。这和2011年的调研结果一致，但总体不满意率有所下降。

当大多数中国医生看到美国医生拿高薪的时候，心中难免充满羡慕嫉妒恨。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相关专家表示，医师收入要客观比对。美国医生收入相对较高并且岗位薪酬详细，但并不能说明医务人员总体水平都这么高，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医生收入整体水平只是社会平均值，而且薪酬要与岗位价值挂钩，其中包括岗位责任、风险、承担的压力、受教育成本等，因此用整个医疗行业与美国的具体岗位进行比较并不合适。

不过实事求是讲，中国医生收入水平与实际付出不匹配也是不争的事实。提升医生薪酬水平，就要对薪酬结构进行调整。“大部分公立医院医生基本工资很低，而基本工资是岗位价值的重要体现，因此首先要制定符合岗位特征的基本工资水平，并将目前仍然延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津贴补贴水平予以提高，政府在其中要起到重要作用。”相关专家特别强调，提升待遇的同时，基于服务质量、技术难度等方面的绩效考核制度要进行精细化调整，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灰色收入问题的监管。

医院级别不同，对自己的收入的满意度也不同，各级医院医师的满意度差距较大。《白皮书》显示，对收入最不满意的是二级医院，其次是三级医院，一级和其他医院满意度较高。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表示，基层医院满意度较高，源于我国2009年开始对基层医护人员实施的新的绩效工资制度，此举不仅让基层医生薪酬水平相比过去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大家收入水平相对平均。

不可孤立理解“六成医生不满收入”

白皮书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对教师的收入有量化要求，医师的收入也应当以立法的形式予以保障。

平心而论，在整个社会的衡量体系中，医生群体的整体收入还是处于中上水准的，尚且达不到必须以立法形式来予以保障的程度。至于说到“提高医师合法收入对治理红包、回扣，以及缓解医患关系紧张都能起到积极作用”，也有些缘木求鱼。诚然，发生在医院中的红包与回扣乱象备受舆论诟病，但应该看到，并非所有医生都有“灰色收入”。换个角度讲，一些医生之所以为蝇头小利折腰，也有合法收入较低的因素在内。因此，“超六成医生不满收入”并非矫情，而是折射出医疗体制的深层次问题。

医生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的职业。本科医学生需要读5年，博士医学生需要读8年，除了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外，毕业后还需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一名合格的医生培养出来，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同时，医生工作强度高，压力大，白天黑夜连轴转成为常态，不能出丝毫差错，这种身心付出也需要相应的物质回报。按照国际惯例，医生属于收入最高的行业之一，平均工资应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倍到6倍，但在我国，这一比例仅为1.19倍。广东省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医学类毕业生平均就业薪酬最低，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中，医学类排名倒数第三。

医生付出缺乏合理回报，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方面，影响医生的职业忠诚度，少数医生通过红包、回扣、过度医疗等“堤内损失堤外补”，从而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激发了医患矛盾。另一方面，制约了医学人才队伍的培养。目前的不争事实是，学生报考医学院的热情下降，优秀学生不愿学医、从医，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学医。还有的医学生埋头苦读数年医学，毕业后却找了专业不对口的工作，目前我国每年培养的医学毕业生都在60万人以上，最终穿上白大褂的只有约六分之一，高昂的培养成本被白白浪费。

不过，“六成医生不满收入”绝不代表医生们的心声并非真实想法，亦不代表对此种声音就可以简单化地忽略。如果把观察的视野拉得更长一些，我们会发现，抱怨职业的不堪、不满意自己当下的收入水平，几乎成为了所有行业中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在网络上随便一搜，类似的消息比比皆是。譬如“科技工作者现状调查：30.5%对收入不满意”“青年教师对工资收入最不满意 ”，就连向来被外界所羡慕的公务员，调查亦显示，其中不少人对收入不满。

倘若不孤立化地理解，真实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满意自己的收入？通常来说，对于自身收入的感知状况，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与其他职业和群体比较，是否比他们高？另一个则是，在社会收入分配的大背景下，工资收入是否实现了同步的增长。不得不说，两个问题都令人疑虑。不错，部分行业工资的绝对数值确实在增长，但是某些特定行业中灰色收入的存在，以及旱涝保收的状况，又会令其产生不平衡，进而不满意目前的收入状况。

至于说到收入分配改革对职工工资的惠及力度，同样应该承认，近年来收入分配改革不时有动作和声音传出。但增幅稳定的居民工资上涨机制，以及多次提及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仍然没有出现，那么所谓的“提低、扩中、限高”，亦难以被充分地兑现。尤其是其中的“扩中”，即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进展相对缓慢，这恰是调节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的极其重要之处。既然数目庞大的中产阶层难以从收入分配改革中被重点关注，因此出现以不满意收入为表征的收入分配抱怨，亦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六成医生不满收入”只是社会性心理和症候的一个缩影。要让“六成医生不满收入”不再出现，要让抱怨收入不至于成为社会普遍的情绪，路径依旧在于破除某些特殊行业的特殊收入，以及加大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改革力度。这比单纯立法保障收入更显重要。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说过：“在一个社会中，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而把财产有时甚至是生命和名誉委托于律师。”面对“超六成医生不满收入”，有必要重新审视这条至理名言。近来不少专家学者提出“高薪养医”，就是看到了这一问题。当然，高薪绝非简单的一涨了之，而应通过理顺医药价格，挤掉药品、设备和耗材等费用水分，还原医疗技术服务价值，使“以技养医”取代“以药养医”。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和绩效考评制度，让收入与医生的劳动价值、服务意识成正比。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广大医务工作者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愉快地看病，在阳光下看病，也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爱上“白大褂”，确保医疗卫生领域人才辈出。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