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面对癌症，大多数患者走着这样一条路：先手术，花掉数万元；然后化疗，花掉数十万元；不行再放疗，再花掉数十万元；接着转战中医治疗，花掉数万元，最终人财两空。而在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美国，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生命临终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其实，很多时候临终治疗的患者只是想安详、有尊严的离去，但中国的家属由于要尽孝道等一系列原因往往要求医院尽一切可能抢救，这种态度、观念合理吗？而由此导致的医生“被迫”治疗患者又会带来哪些危害？

美国医生患癌选择“不要抢救” ：只求安详睡去

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骨科医师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且负责对他进行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这位主刀医生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即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但这位德高望重的医生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再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与家人相处，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没有接受过化疗、放疗或手术。

在美国，有些医生重病后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甚至还见过有人把这句话文在了身上。

面对“无效治疗”：医生和患者选择为何不同？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气管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不停地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用昂贵。

在美国，这种折磨即便是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美国许多医生都对同事说过这样一句话“答应我，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甚至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小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

对此，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面临绝症、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选择被治疗。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选，尽管他们通常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也想活着，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

那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于是噩梦开始了。

有时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有时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因为医生在抢救时，他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不难看出，知识的不足、错误的期待是导致糟糕决定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病人只是原因之一。

医生们也是因素之一。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却因为有制度和法律在约束，他也必须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

医生“被迫”治疗病人有哪些危害？

不可否认，少数医生用“有治疗，就有进账”的思路去做他们能做的事，但更多医生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　　

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对此，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坚定不屈，但无论如何，当需要处理涉及“临终治疗选择”一类的事宜时，他们面对的压力都一样大。

但由于“临终治疗选择”，在中国，许多医疗纠纷发生，许多暴力伤医事件发生，医生无奈的承受着来自病人的不解而无力解释。事实上，医患双方都是这个推广“过度医疗”的庞大系统中的受害者而已。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导致了大量医疗资源的浪费，许多本已小康的家庭倾家荡产……

当面对“临终治疗选择”时，在美国往往服从患者自己的意愿；而在中国往往服从的是“患者家属”的意愿。虽然中国的家属是出于各种好意强求医生给予各种治疗，但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更注重为病人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所以，中国患者家属对于临终治疗选择”的态度、观念是否应有所转变呢？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