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是农民基本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支撑着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然而，基层村医集体呼声的背后，是村医身份、待遇、养老、退出、晋升等一系列问题。转行成了他们中很多人的选择，而这只会让农村医疗资源更为稀缺。

此前，北师大课题组进行了一项关于乡村医生现状的调查，涉及山东、甘肃、江西、四川、黑龙江、江苏、湖南等7个省，共计3968名村医。调查结果显示，曾经风光的“赤脚医生”已然今非昔比，其待遇、养老保障等多重问题亟待解决。

补助去哪了？

据北师大课题组调查显示，在实行新一轮医改后，乡村医生的平均年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究其原因，课题组认为，很多村卫生室未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这严重减少了村卫生室门诊量，进而影响了乡村医生的收入。另外，被纳入到新农合体系中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门诊报销比例不对等，也使乡村医生门诊量减少，从而影响了收入。

影响村医收入的，不光有是否纳入新农合报销及报销比例问题，还有公共卫生服务费用和基本药物补偿的不到位。

在实行新一轮医改前，乡村医生收入来源主要有药品收入及诊疗收入。改革后，收入则为基本药物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一般诊疗费。

“目前的问题多表现在地方财政配套资金难落实，对上级拨付的补助资金存在挤占、挪用等现象，村医补偿经费发放透明度差。”一名村医如是表示。.

而在北师大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卫生局都说没拿到多少公卫补助。钱去了哪里？“很多地方财政将各种经费糅在一起，进行打包处理。因此，卫生局的负责人都不知道财政打过来的钱是什么来由，乡村医生更不清楚，拿到的钱数也不一样，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然而，在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很多地区还要对乡村卫生所收取一定费用。

在各种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乡村医生为了维持自己的收入水平，通过各种方式来弥补。务农种地、兼送快递……他们一些人中除行医之外，另一份营生。

工作多、补助少，村医调动不起工作积极性

村医尹焕文就曾说，现在村医的工作繁重，除了正常诊疗外，还要做公卫工作、新农合报账等等，有时感到力不从心。

北师大课题组报告也显示：“公共卫生工作流于走形式，慢病统计管理的原则不是按照检查确认的结果，而是‘定额分配’，卫生局下指标给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再分配给各村卫生室，这就出现了某村卫生室为了完成乡镇卫生院分配的高血压人口占20%的任务，在600个老年人当中，竟然出现了300多人都是高血压患者的现象，这一患病率远超人群的患病率；做健康档案不用出门，利用业余时间就可以在村卫生室做完，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还有乡村医生为了完成任务，干脆雇人来做健康档案，一年的任务，雇两个人三天就可以完成，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发现类似现象。”

种种现实问题，直接影响农村卫生服务“网底”安全。

老村医“超龄服役”年轻人留不住

2003年我国出台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乡村医生将不予执业注册。

然而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由于养老没有基本保障，一些由“赤脚医生”转变身份的老村医宁肯在岗位上硬顶，也不愿退下来。在他们看来，“超龄服役”的原因在于“退不出去”.

据悉，截至2013年3月底，全国有1264个县（区、市）为乡村医生建立了各种养老保障制度；有249个县（区、市）通过一体化将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的乡村医生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管理。

与退出相对应的是村医的进入机制。就有“90后”医学生表示，不想去卫生室工作，因为其职业发展无出路，房屋、设备需自行投入，很难维持生计。年轻人的心声，直指的是村医在岗培训及晋级制度。

“现有培训，很多并不是以村医为导向的。其实村医有强烈的培训诉求，最想学的就是常见病的诊疗处理，以及关于医疗纠纷的基本法律常识等。但是目前提供的培训与他们的诉求不对接。”北师大课题组一成员说。

村医李同强则认为，在岗村医在完成学历过渡教育并取得相应执业资质的情况下，应与卫生院职工同等待遇，在村医岗位上已经获得执业资格的村医待遇，应与卫生院职工同等，这样可加速乡村医生向执业医师过渡。

其实，上百万村医关心的现实问题还有很多。如，乡村一体化管理，即将村卫生室作为乡镇卫生院的延伸（或派驻）机构，实行政务、财务、业务、药品、人才统一管理，使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如，村卫生室产权的明晰以及政府对村卫生室建设的投入；如，在遭遇医患纠纷后该何去何从，毕竟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对村医的打击重于一般医生，因为他们治病缺乏保障机制，一切风险需由自己承担……

如何改善乡村医生待遇及执业条件，如何完善基层机构服务能力，如何调动村医的工作积极性，让村民享受到足额足量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这并非只是针对村医这一个群体所需破解的困局，更是关系着我国三级医疗网“网底”安全的重中之重。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