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起伤医案”的感叹近日常常被提起。未来的医生对现在的医患关系怎么看？他们还会坚持自己当医生的理想吗？记者采访发现，医学生们尽管对伤医行为非常愤慨，但他们大多认为“医患关系没那么可怕”，毕业后，医学生们最想干的还是“医生”这个行当。

对于目前的医患关系，医学生怎么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班级辅导员梁钦说，“医患矛盾对刚开始工作的医生影响最大”，大多数医学生毕业后的第一志愿是当医生，但有很大一批人，在当了两年、三年后，选择转行，但是，医学生们大多对医患关系持乐观态度。

一名临床医学生说，医患矛盾最多的地方就是急诊和儿科。在谈到心中的医学梦时，他迟疑了，“我想……我以后还是会坚持做医生，但以后会更多注意医患之间的沟通，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纠纷”。

为了避免这些血腥的医患纠纷给学生们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梁钦亲自采访了8名医生，并写成了第121篇周记“2013医患关系沉思录”。以事实为例，告诉医学生们—医患冲突只是少数，多数病人只是寻常问诊。

近期连续发生的伤医事件，已经对刚刚工作两年的浙江某三甲医院颌面外科医生小伟（化名）产生了很大影响，当被问到“有没有后悔学医”时，他毫不犹疑地回答“后悔”。他说，自己现在对前途有些迷茫，可能会转行。

据小伟透露，今年他所在医院的招聘情况不乐观，“非常难。很多人本科毕业就转行了”。上海某三甲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张兰去年向医院递交了辞职报告，转行去了一家外资医药公司当起了“医学沟通经理”。辞职前，这个毕业于复旦医学院，埋头苦学了8年医的高才生，常常值夜班，没工夫打扮自己，半夜还要起床给呻吟着的病人做看护。最令她难以接受的是，“病人经常不讲道理，没来由地冲她发脾气”。

父母都是医生的缪语，坚定不移地要走“当医生”这条路。在他眼中，医患关系呈现出来的常态，是和谐、美好的。从小到大，他最常见到的患者，就是那些经其父母抢救渡过难关的叔叔阿姨，“他们登门拜谢，我觉得做医生特别有职业荣誉感”。

大一学生罗兰（化名）的母亲，是清华大学附属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当被问及是否会因为医患矛盾而选择毕业后转行时，他坚定地回答，“不会”。小罗想当一名能改变当下医患紧张关系的良心医生，“我要通过我的所作所为，来改变行业现状”。

大三学生徐朔长期坚持自学法语，不久前的一则法语报道，令她对我国医患关系的未来充满期待。今年1月，因为药物污染，法国有数名婴儿在被输入污染药物后身亡，造成数案连发的典型医疗事故，但婴儿家长全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这明显是医院方面的过错，如果发生在我国，家长的第一选择会是什么？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示威？会不会报复医生？”徐朔认为，未来政府在医疗改革、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上的创新举措，是挽救医患紧张关系的根本，“关键是一个公民法治观念的建立”。

与医患关系给医学生们带来的困惑相比，其他一些问题似乎更容易令这些正走在行医路上的孩子们有挫败感。

徐朔在医院见习的这几天，常常为“医学的局限性”感到难受。“明明护士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病人还是离世了。”这些事儿，多少令此前觉得“医生无所不能”的徐朔有挫败感，“其实这种局限性与患者对医生的高期望之间形成的差距，造成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医患冲突”。

徐朔说，由于大多数人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很多患者会以为医生失误导致治疗失败，事实却并非如此。

梁钦老师在自己的周记里提出了对2014年的“新期望”：我们期待公共医学素养的普及，期待医学人文教育的深化，期待一个安全合理的就医环境，期待（学生们）能够坚持最初的梦想，奔走在行医的路上。

梁钦说，以后只要孩子有意愿，她一定会支持孩子学医。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