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麻风病防治史上，她是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第一位医学专家。两次翻车、一次翻船的经历，都没能挡住她的足迹走遍云贵川17个地州、59个县的麻风病高发区。今年已98岁高龄的她仍是一名上班族，现任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她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

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的续聘邀请 回到祖国

李桓英1921年8月出生于北京。祖父和父亲对她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父亲毕业于德国柏林科技大学，李桓英的小学时代有两年是在柏林度过的。那时德国的医学已经很发达，而中国的医学还落后，祖父和父母建议她去学医。在家庭的影响下，李桓英走上了学医的道路。

1939年，李桓英考入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后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她选择了细菌与公共卫生专业，立志要为广大群众服务。

“我的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中国度过的，这决定了我的一生要为祖国服务，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贡献微薄力量。”李桓英说。

1950年，品学兼优的李桓英被霍普金斯大学推荐，来到瑞士日内瓦刚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作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技术专家），她用了7年时间踏遍了亚洲、非洲、美洲的山山水水，做防治性病和雅司病等疾病的工作。正是那段经历，使她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经济落后、人民贫穷而造成疾病蔓延的痛苦。“新中国百废待兴，又何尝不是如此？”每当想到这些，她就恨不得马上飞回祖国去。

然而，最终促使她下决心回国的却是一件在美国机场的遭遇。有一次，李桓英在旧金山过境签证时，机场管理员让其他成员都顺利通过了，唯独要求她必须按手印才放行。“我知道，这是针对中国人的，当时我心里就像被刀扎了一下。准确地说这是一个激发点，就在那一刻我铁了心一定要回国。”

1958年，37岁的李桓英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续聘，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条件，孤身一人经伦敦绕道莫斯科回到了祖国。“当时国内的医疗条件非常差，急需发展，我认为自己既然是个中国人，就有责任为中国人民服务。”从此，在近半个世纪的慢慢岁月中，祖国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她都无悔当初的选择。

三年困难时期，早已在美国定居的父母放心不下独身一人在国内生活的女儿，专程从美国飞到香港，当时李桓英也赶到了香港。见面后父母反复动员她去美国与家人团聚。很多人认为她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没想到两个月之后她又出现在同事们面前。“我回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为祖国服务吗？国家这么困难，如果弃之而去还不如当初就不回来。”父母被女儿的报国情深深感染了，他们满怀希望而来，却带着眷恋走了，没想到这次会面竟成了父母与女儿的永别。

1980年，李桓英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访问学者远渡美国。这是她回国后第一次在美国与亲人团聚。此时父母已经过世，弟弟妹妹劝她：“大姐，您年纪大了，在国内又孤身一人，干脆就留下来吧。”启程前，同事们也认为她年近花甲，在国内又举目无亲，不回来也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她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医疗成果和经验后，并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了治疗100人份的麻风新药后，如约返回了祖国。

2001年2月19日上午10时，李桓英健步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200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证书。老人的话像她的人一样朴实：“我这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也没什么特别的，最多的不过是‘上蹿下跳’。上蹿：蹿到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资金；下跳：跳到麻风村为人民服务。”

“北京来的女摩雅不怕麻风病！”

李桓英第一次接触到麻风病人是在1970年。那时她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工作，和一些医学专家被下放到苏北“麻风村”。那时，医生们参与治疗时总是把自己像防化兵一样封闭起来，外露部分只剩下两只眼睛；发药时，许多医生是通过木棍传递过去的。

麻风病人受疾病折磨和社会歧视的悲惨境遇深深地触动了李桓英。随着工作一步步地深入，她渐渐了解到，麻风病是一种传染性并不很强的疾病，并且95%的人对这种病有免疫能力，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恐惧，主要是因为它能致残。

麻风病的潜伏期很长，短的几个月，最长的甚至会二三十年。最初病人身上会出现一些浅色的色斑和皮损，由于大都长在不易被发现的部位，若不能及时发现，就会造成残疾。因此李桓英认为，早发现早治疗是防治工作的关键。

在新中国防治麻风病的历史上，作为医学专家，李桓英可谓敢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第一人。为消除病人的顾虑，拉近与他们的距离，李桓英走村串户为病人做检查。她看到很多患者手足畸形、眼鼻歪斜，便二话不说走上前去，握住患者的手，甚至与他们拥抱，接着又俯下身来，为病人检查伤口。她还把手伸进病人刚脱下的鞋里，摸摸有没有沙子和钉子，告诉他们要注意清理鞋中的异物。

李桓英不但自己与麻风病患者亲密接触，甚至鼓励当地官员也这么做。她握完一位病人的手，很自然地把这双手引向一位当地官员：“你看，县长，你摸一摸这手的神经有多粗，你也握一下吧。”对方心里害怕，却不好拒绝，终于与病人的手拉在了一起。“如果医生怕，那干部们肯定怕；如果干部心里都怕麻风，怎么叫老百姓不歧视麻风病人呢？”就这样，她微笑着给大家上了第一课：麻风病并不可怕。

“以前人们对麻风病怕得要命，我就不信那个邪，就是要和这种错误观念斗。”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拉着就长时间不松；遇见病人，她总是拍拍对方肩膀问个好。她经常是不戴口罩，不穿隔离服，病人家的水她仰头就喝，病人家里的饭端起碗就吃。她还和麻风病人——西双版纳勐腊县原县委副书记刀建新成了好朋友。李桓英的勇敢令同行敬佩，更令病人惊讶：多少年来，人们对麻风病人避之惟恐不及，而北京来的这位女大夫，用行动告诉他们“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

没过多久，整个麻风村沸腾了起来：“天哪，北京来的女摩雅（医生）不怕麻风病！”

当李桓英再次跋山涉水来到麻风村时，村民们热情地向她打招呼：“哎呀，你可来了，我们一直都在盼着你呢，怕你不再来了。”在刀建新的支持下，李桓英在麻风村的防治工作正式展开了。

在检查中，李桓英发现刀建新8岁的儿子岩糯臀部有一块未定类麻风，有指甲盖那么大，扎他也没有感觉，这正是早期麻风病的特点。

于是，刀建新的儿子岩糯成了李桓英所提倡的早发现早治疗的最大受益者。由于发现及时治疗及时，他体内的麻风杆菌被彻底杀死。

她的经验让世界数万名麻风病人受益

对岩糯的成功治疗，让村民们完全接受了李桓英所带来的药物。正当李桓英为联合化疗方法得以顺利实施而感到高兴时，一些村民开始拒绝服药，还有的村民把免费送去的药物扔到了水里。

原来，在服用了李桓英提供的药物后，有些病人的脸色开始发紫、发红，从而引起了村民们的恐慌。而李桓英并不着急，因为她知道这是一种色素沉淀现象，是多种药物混合服用后的正常反应，这种反应因个体差异只在少数病人身上出现。

李桓英开始挨家挨户做病人的工作，她耐心给村民讲解，开导并鼓励病人坚持服药。为了随时检查每个病人的情况，她干脆就在麻风村住了下来。李桓英的真诚和耐心又一次打动了村民，他们开始按要求正常服药，3个月后，病人的色素沉淀明显好转，症状开始消失。

24个月后，李桓英再一次来到麻风村，和基层麻防人员一起为村民进行了复查，所有服药的病人全部治愈，且无一人复发。

试验获得了成功，整个山村都沸腾了。村里的男女老少纷纷跑到李桓英面前，用鲜花串成花环，将亲手缝制的傣家服装献给他们心目中的大“摩雅”。刀建新老泪纵横：“我30多年埋在土里，现在终于重新做人了！”

在走村串寨中，李桓英总结出了一个早发现麻风病的小窍门：让小学生们每天都回家检查父母的双手、双脚，看身上有没有不痛不痒的浅色斑块或凸起的肿块；若有异常马上报告老师，由老师通知村里的麻风病防治人员，进行确诊病情记录和追踪、诊治。点子虽小，却实用、有效。

来麻风寨不久，李桓英首次提出并在当地推行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三级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对遏制麻风病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后，她还采纳了新的治疗方案，不仅产生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还缩短了治疗周期。

1985年，李桓英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扩大到云贵川麻风病发病较高的7个地州，之后在全国范围内也取得了显著疗效，有万余例麻风病患者被治愈，10年监测显示，复发率仅为0.03%，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这一巨大成功，也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注意，经10年的监测期考察论证后，于1994年向全世界推广。

1990年的泼水节，是全村人最难忘的日子，李桓英带来了吉祥之水，彻底洗去了这个山寨的愁云和阴霾。当地政府在村里举行了麻风村摘帽大会，李桓英为这个村取名叫“曼南醒村”，意思为新生的村寨。

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推广了李桓英的联合化疗经验，这一经验使全世界数万名麻风病人受益。

1998年，国际麻风会议首次在北京召开，这也是对我国在麻风病防治领域做出的成就和贡献的肯定。在这次会议上，李桓英教授被推选担任本次大会的轮值执行主席。她开展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被誉为全球最佳治疗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英教授的手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95岁光荣入党

2016年12月27日12时，95岁高龄的李桓英又戴上了那条大红色的羊绒围巾。第一次戴这条围巾，还是上回去市委党校上党课的时候。

“我很少穿戴鲜艳的颜色。今天我要言行一致，因为党旗是红色的。”

李桓英仔细捋顺两鬓的头发，整理好颈间的红围巾，举起右拳。她站在一群新党员中间，苍老的声音饱含岁月打磨过的笃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是李桓英的理想。她说：“麻风病的发病机制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未来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还有时间，我还可以奋斗。等到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希望我的身上能盖上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