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92岁的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教授王泰龄，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据了解，王泰龄教授，20年前已经退休，但她依旧坚持早8点上班，每天工作12个小时，终年无休的生活节奏。之所以如此高龄仍奋力拼搏，她说：“还有7000多份疑难杂症会诊报告，要总结出来传给年轻人。

年幼时已经立志学医

1927年，王泰龄在河北省唐山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数学老师。

那时，每年夏天，全家人都会去北戴河，当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与她们家隔墙居住。一天，王泰龄突发胃病，疼痛难忍，刘世豪给她打了一针，治好了她的病痛。年少的王泰龄觉得，医生药到病除的本领太神奇了。此外，刘世豪“下乡也要带几箱书”的认真和执着，也让年幼的王泰龄印象深刻，立志学医的种子也开始萌芽。1944年，王泰龄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启了她无限向往的医学之路。

完美——一生做人做事的准则

1942年年初，北京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占领，被迫关闭，协和的师资全都转移到了北京医学院。在这里，王泰龄遇见了中国病理学的奠基人胡正详教授。胡正详教授毕生的心血都用于培养年轻的病理科后备人才，而勤奋的王泰龄，是他看好的好苗子。

1948年协和医学院复校，王泰龄重新回到了协和实习。最初，王泰龄一心想做外科，但外科不收女学生。后来，又跟随妇产科泰斗林巧稚教授学习妇科。林巧稚教授特别重视病理，每次做完手术，会马上下楼看病理结果。王泰龄也日渐意识到，病理学是各个临床学科的基础。就这样，王泰龄留在了协和医学院病理系，胡正详教授正是在此。她说：“通常开临床病例讨论会的都是协和医学院的老教授，水平很高，但胡教授放手让我去参加，他很鼓励青年医生参与实践。胡教授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也是帮助最大、值得我敬重的人。”

王泰龄初到病理科系时刚22岁，但她深知，搞好病理研究没有捷径可走，除了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更要用时间的宽度去换取理论与实践的厚度。王泰龄教授说，90岁以前，基本没有在晚上8点之前回过家。

胡正详教授对青年医生的要求，严格到近乎苛刻。王泰龄说：“有一次，胡教授让我给学生讲炎症，问我备课的情况。我说，您上课的内容我全都背下来了。他说，那怎么能行呢！你去图书馆把所有文献全部看完！离上课还有20多天，他让技术员推着小车陪我去图书馆，把相关的几十本书全都借回来，要我把这些材料都看完才能讲课。从那一次我就知道，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胡教授对我的要求是perfect（完美）。”

这一“完美”标准，成为了王泰龄一生的自我要求。每一篇报告，要把患者的病史查完整，信息搜集全，在蛛丝马迹中找到患者病情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找到病情间的关联，有时还要查阅大量文献。每一次讲课或者参加病理讨论，王泰龄都要重新准备课件和材料，按照主题和需要认真备课，每一个知识点都要搞透才敢去讲。

趁我还有能力的时候 要把7000多份肝病会诊报告总结出来

在70年的从医生涯中，王泰龄教授为我国病理学发展作出的贡献，难以一一陈诉。她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我国《肝炎防治方案》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级分期标准，还为重型肝炎、脂肪肝及酒精性肝病等制定了病理诊断标准，斩获奖项无数。

1996年退休后，她并没有停止对肝脏病理学的研究，不仅仍在讲课，积极地培养青年人才，而且仍保持着“每天8点准时上班，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节奏。

如今已是92岁高龄的王泰龄表示：“一两年前还能工作到晚上12点，现在每天下午五六点就得回家睡一会儿。睡醒了再看书，或准备讲义，或出当天的病理报告，直到深夜一两点才睡。不是我们不想休息，是患者不休息。科学进展得太快，老得学，老得读书。”

因贡献突出，2014年，王泰龄被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授予终身贡献奖。

“我现在感觉到身体不如从前了。”王泰龄说，“大部分人到我这个年纪都退休了，可我还有任务，我希望我能多培养些年轻人。在我还有分析能力的时候，我就还能工作。要尽量把我这7000多份肝病疑难杂症的会诊报告总结出来，要不我不在了，这些就成为废纸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很好的学习材料。”

去世以后 会把遗体捐献做尸检

谈到目前最大的忧虑，王泰龄说，唯一的担心就是现在尸检太少，对于病理学的发展而言，尸检是最好的推动。“1948年协和医学院重建的时候，所有的教授都签名——我死后遗体要做尸检……”王泰龄说，她扎实的病理学基本功正是得益于尸检的实践。

王泰龄整间书房堆满了书，甚至已经顶到了天花板，从心血管到妇科，从病理学基础理论到最新出版的外国译著。阳台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从《中华病理学杂志》创办以来的所有期刊。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王泰龄的大半辈子已经过去了。如今，他仍满怀希望，永不停息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