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医生来说，单位的事业编制有多重要？一份事业编制所代表的东西硬是让一位为求上进而去读研的医生感慨万分、后悔不已。为了一纸研究生证书，他丢了编制，无法晋升，待遇得不到改善……

7年前，35岁的王东（化名）考上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外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后，辞掉了章丘市一镇级卫生院的正式在编工作。2010年7月份左右，结束了为期3年的学业后，王东本想回到章丘市一级的医院工作，却发现自己早已没了编制，只得做起了“临时工”。更让他郁闷的是，直到2014年8月，章丘卫生局才组织了事业编的招考，年龄限制在40周岁，此时，王东已经年满42周岁，失去了报考资格。

主治医师为求上进辞职读研

在镇上的医院工作了10年后，主治医师王东决定回母校读研深造，争取学业结束后，进入市一级的医院。2007年，他顺利被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外科学专业录取为全日制研究生，为期3年。随后，学校要求调取档案，王东亲自跑到章丘市卫生局取出自己的档案，交到了学校。

毕业后才知编制没了，成了一名“临时工”

2010年，38岁的王东拿到了硕士学位。这个“求上进”的主治医师准备到章丘市一级的医院“大干一场”。没想到，一瓢有关编制的冷水瞬间泼来。“我的编制没了。”得知档案调走编制随之取消的答复，王东感到震惊，更多的是后悔。无奈之下，他只好先与市内的一家医院签订了为期两年的雇用合同，成了一名“临时工”。

本想再次抓住事业编考试机会，奈何年龄受限

王东一直等待着章丘卫生系统招考的信息，上一次考试是在2009年，直到他毕业4年后，才迎来了卫生系统事业编的招考，他决心抓住这次重新获得编制的机会。2014年8月18日，是报名的第一天，他一早起来，上网报名，几次输入身份信息，却一直显示错误。

仔细阅读报名条件后，他瞬间感觉“心都凉了”。招考条件写明，报考者年龄在40周岁以下，而今年王东已经42周岁了。8月20日下午5点，报名结束，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机会“溜走”，“很难受，真想把学位证撕了”。

丢了编制，待遇低也无法评职称

没有了编制，就不能评职称，也无法获得提拔机会。没有了编制，工资待遇也少了一大截，“每个月只有2000多块钱”。“我也想过离开，独自开个诊所，可是很难审批下来。”王东始终在叹气。每当得知身边的同学或同事评上了更高的职称，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王东都会忍不住想，“当年考研是不是错了？” “如果当年没有考研，会怎样？”

盘活医疗人才需要“去编制化”

“编制”是许多医务工作者的痛处，尤其在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严重倒挂的地区。“编制”问题不仅直接导致了医护人员“同工不同酬”，也制约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壮大。事实上，盘活医疗人才需要“去编制化”。

所谓去编制化，就是以事定费而非以人定费，强化医疗服务内容，弱化人员在其中的作用，这跟“因事设岗”的原理有很大相似之处。同时，也只有解除核定人头编制和公用经费的陈旧做法，使政府投入的参照标准，从人向事转变以后，才能既提高政府公共投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能提升医疗自身改革的活力，从而促进医疗资源的流动。

首先，去编制化之后，就会使人摆脱传统的编制束缚，为医生自由执业创造条件。在当下，医生是作为医院资源的一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资产，受着严格的限制，并因此有着极为紧密的依附关系。医生的编制、人事、工资、福利以及退休后的待遇，都跟其所聘用的医院有很大的关系。而要打破阻碍自由执业的坚冰，让人员真正流动起来，去编制化的现实就无法回避。没有了编制和人事的限制，医生与医疗机构之间只是雇用和被雇用的关系，这个源头活水才会被激发出来。

其次，去编制化之后，为解决同工不同酬问题铺平了道路。尽管有法律法规的保障，但事实上的同工不同薪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编制和无编制在待遇上千差万别。在收入待遇方面，以深圳为例，现在大多数医院的做法是，保证在编人员和临聘人员的绩效工资基本持平，但在基本工资方面，在编人员通常比临聘人员高出2倍~3倍。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编制便是巨大的利益鸿沟。若不能解决编制樊篱，解决起点公平问题，就会成为限制医务人员积极性的绊脚石。

再次，去编制化之后，就为畅通医务人员的进出通道创造了有利条件。编制导致了管理主体与考评体系的分离，导致了医生的进口和出口的不对称。在进口方面，在现行的模式下，医生的招聘往往是地方卫生和人事部门组织实施，而用人却在医院，医院在招聘过程中缺少发言权。而在出口方面，由于医生有编制保障，使得医院对其解聘缺少操控性，让一些“无德”医生继续留了下来。

最后，去编制化之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有了保障。由于编制所限，医疗人员数量存在着严重不足的短板。一方面，想来的人员来不了，因为来了没有编制保障；另一方面，想走的人又不愿意走，因为留恋编制。同样由于编制限制，使得医疗服务向社会化发展受到了限制，医院和其他社会医疗服务机构，包括个人执业者，不能实现很好的交流与合作。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