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的赞美有很多种，但是有一种，就是道德绑架。
 
一场新冠疫情，一部根据武汉抗疫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国医生》，正在将无数医务人员置于巨大的赞美声浪中，但对于社会舆论赋予的这些赞美的神圣光环，对医生尤其是青年医生们而言，或有可能正在变成一种负担。如何去应对患者对医生群体“非人化”的高期待，正在成为年轻医生的新难题。
 
海量正面宣传或推高患者对医生群体的期待值
 
陆医生，某中部省会城市有7年行医经验的三甲医生。2020年武汉爆发新冠疫情期间，曾主动报名本院支援湖北的医疗队。后因全国疫情整体逐渐好转，其所在的第二批支援队最终未被派出。
 
但据陆医生前线同事传来的抗疫“战况”，他们初到湖北看到的情况，远比电影《中国医生》里呈现出来的恶劣。陆医生回忆称，有位同事头天直接吐在了防护服面罩里，当时物资紧张，每人一天只有一套防护服，为了不浪费装备，陆医生的同事就跟呕吐物一起在防护服里沤了十几小时，硬是撑到了换班时间。
 
疫情发生后，得益于各种媒体对医务人员“白衣天使”神圣形象的大肆宣传，曾一度紧张的医患关系，似乎也走到了缓和的拐点。但长期工作在临床一线的陆医生却觉得，海量正面宣传进一步推高了患者对医生群体的期待值，而这，反而成为了她和她的年轻同事们害怕的地方。
 
“医生也是人，也是人家的子女和父母。这些电影题材选择的角度，跟我们想让非医疗工作者去理解的部分，有些出入。”当初，陆医生不顾家人强烈反对，选择援鄂，疫情平稳后，她也想要回归自己“普通人”的生活：“可民众一旦看到疫情时医生能做到那种奉献程度，就会觉得，为什么你现在做不到了呢？哪有这个道理，你不是‘白衣天使’吗？”
 
差点被一名患者告上法庭 陆医生内心深处不像以前那样信任病人了
 
比起以往，现如今，医患间的信任变得更加脆弱。去年，陆医生差点被一名患者告上法庭。
 
因怀疑这名患者罹患肺癌，她需要提取一部分癌组织送检，进行后续诊断。但患者癌变位置偏僻，传统活检针无法使用，替代的取样方式一次取出的癌组织太少，陆医生好心建议患者，可先尝试阳性率和准确性不及活检高的血液检测，再做下一步打算。对此，陆医生口头告知，患者也口头同意，并未将其打印成文书让患者签字。
 
结果，血检并未筛查出肺癌，需要患者重新抽取癌组织检测。但让陆医生没想到的是，这名患者矢口否认了之前的沟通结果，家属甚至还大闹医院，指责陆医生未经他们同意就抽血送检，浪费了治疗时间和费用。
 
最后，医院同意支付患者要求的、转院至新医院期间产生的全部住院和检测费用，患方才同意不再追究陆医生的法律责任。
 
多次复盘这桩医患纠纷，陆医生认为自己唯一的疏忽在于，只将检测须知口头告知并未将其打印成文书让对方签字。现在，陆医生内心深处再做不到像以前那样信任病人了。每次口头叮嘱完患者注意事项后，陆医生一定会拿告知书让对方签字。
 
见证两起暴力伤医 老梁感慨公立体系医患纠纷频发的困境根本改变不了
 
医患间的脆弱信任，不仅会导致双方矛盾激化，甚至会酿成不可挽回的恶性事件。“85后”微博医疗大V“眼科小超人”、北京大学眼科博士老梁，是两起暴力伤医事件的见证者。
 
9年前，她是北京一家公立三甲医院的住院医师，曾亲眼目睹同楼层耳鼻喉科的一位主任医师被患者割喉。自此，她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整年睡不着觉，无奈只得辞去工作，赴美留学深造。
 
在学成归国时，因病患构成复杂、就医环境拥挤的公立医院，难以给老梁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她拒绝了公立医院的的招徕，转而选择了更能带给她安全感、为高收入中产群体服务的私立医疗机构。
 
老梁觉得，当下国内的公立医疗体系，整个流程被机械简化为赶紧坐下——检查——开药——走人，难以为医患双方留出更多沟通空间，医患纠纷频发的困境根本改变不了，也无从谈及重建安全感。
 
就在老梁回国的第2年，2020年1月20日，她北大医学院的师兄、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生陶勇，被患者持刀重伤。陶勇医生被送入手术室抢救时，老梁坐在诊室里哭了一下午。探病时，她看到情绪崩溃的陶勇家人和痛哭的导师，更加感到后怕……
 
薪水腰斩、晋升难…… 青年医生们正在逃离公立医院
 
除了持续紧张的医患关系之外，薪水腰斩、晋升难，导致青年医生们正在逃离公立医院。
 
挂号费很低，医生不可能靠诊疗、沟通技巧来挣钱，很多收入都是通过开药和器械。药品和器械的高利润拉动了医院的经济效益，也弥补了医生偏低的诊疗收入。但随着药品零差价、药品集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实施之后，公立医院还没能找到其他提升收入的有效方式，公立医院的医生们收入大减，甚至腰斩。
 
与之相反的是，医保政策的不断完善、社会人群对个体健康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加剧了临床一线的接诊压力。而因收入缩减，很多医院也不会或无法及时补充新医生。
 
此外，与临床压力并行的，是公立医院对于医生的科研要求。没有文章和学术成果，任凭你医术再好，也难以晋升。而晋升不了，在公立医院收入就无法提高。
 
收入与承担的工作强度和风险不成正比，不少青年医生们选择离开了。
 
有离开也有留守者 公立医院仍把持着整个主流医疗圈的话语权
 
公立医院有离开者也有留守者。在国内医学领域“唯科研论”风气影响下，掌握科研资源的公立医院，把持着整个主流医疗圈的话语权。那些想要获得主流认同、享受“体系里科研地位”的青年医生，他们是走不出公立医院的。
 
体制之外，中国医生们的“跳槽”，多数是民营医疗机构，譬如莆田系医院。但相比起公立医院的医生，他们的专业资质以及专业水平未必能得到保证，他们也没有临床和科研上的任务。
 
此外，在现实中，那些走出公立医院，尤其离开三甲大医院的医生们，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没有了病人们削尖脑袋往大医院扎堆，自己的病人以后从哪里来？
 
新冠疫情后，经济疲软，一些年轻医生又开始回流到发展更稳定的公立医院……
 
 
 
 
（环球医学编辑：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