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娃娃”“企鹅家族”“渐冻人”“瓷娃娃”……这些称谓看似好听，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罕见病。在全球各地，罕见病的诊疗可能是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医学挑战，而在国内的罕见病领域，缺的不仅仅是有效药物，还有医生，一种流传的说法是“了解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更罕见。”

浙江这位医生是如何在罕见病领域坚守30年？如何开创国内唯一罕见病病区？且看看这位罕见病医生的坚守之路。

坚守30年的罕见病医生

54岁的吴志英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罕见病医生，至今她已在罕见病领域深耕30年。她的电脑里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是几乎每天傍晚到深夜，她都会步入的一个纷繁复杂的神秘世界。血样和基因分析、症状、诊断情况、用药进展……这里存放了近3万人的病历，在过去30年内，他们的点滴变化都被收录更新。

2015年，吴志英离开上海，放弃已担任6年的复旦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职务，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简称“浙医二院”），在神经内科创建起国内唯一的罕见病病区。

2021年11月1日，该罕见病病区正式挂牌更名为“医学遗传学科/罕见病诊治中心”，成为独立学科。

这个专属于罕见病患者的病区和那份日积月累、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库一样，蕴藏着许多罕见病患者一生无言的病痛，更寄托着吴志英专注罕见病30年的初心、守望与希冀。

这是国内唯一的罕见病病区。2018年中国罕见病目录公布的121种罕见病，都在这个病区的综合管理范围之内。过去6年内，超过1.3万名罕见病患者带着最后的期望慕名走进吴志英的诊室，被收治于罕见病病区。

经常遇到误诊患者

罕见病多有误诊，根据《2019年中国罕见病综合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有42%的患者表示曾经被误诊过，有40%的患者确诊时间长达1年以上。据统计，我国罕见病患者平均确诊所需时长为1～3年。这些数字背后，是患者家属的多地奔波、反复检查，犹如在迷雾中摸索多年，迷茫的苦旅中，常常感到无力、无助、绝望……

吴志英也经常遇到被误诊的患者。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性大学刚毕业就开始出现癫痫发作，行走也越来越困难。过去20多年跑遍国内数家大三甲医院，始终无法确诊，来到最后一站——浙医二院罕见病病区，确诊为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共济失调。

还有一位快30岁的台州人，看了10多年的病，却总是被诊断为癔症，也就是俗称的“装病”。结果，当他走进吴志英的诊室，仅描述了几句症状，就被确诊为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

目前，全世界公认的罕见病有7000多种，即便专业医生也无法全面了解。有些患者不断被转诊，往往在发病后很多年才确诊，从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耗时3年 找出罕见病“真凶”

对于罕见病，诊断仅是第一步，治疗是另一块“硬骨头”。目前，121种罕见病中，只有一半左右的罕见病有药可医，幸运的是，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位列其中。而这种罕见病的致病基因和特效药的发现者，正是吴志英。

2005年，吴志英在门诊中遇到一个生怪病的16岁女孩。这个患者从座位上站起时，会出现二三十秒的抽搐、扭动，以及各种洋相，为此连学校也不敢去。家人四处求医，被诊断为癫痫却治疗无效。吴志英翻阅了大量文献，最终才确认这是一种称为“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的罕见病。

令人欣喜的是，一款抗癫痫药物对这类患者有特效。之后，吴志英一边给女孩用药观察，一边收集更多案例。为了找出该罕见病的病因，吴志英耗费3年时间，找到了8个家系，并通过持续跟踪随访，分析患者DNA样本。2011年，她终于发现了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的致病基因PRRT2。

了解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更罕见

事实上，罕见病领域，除了病罕见，医生也罕见。吴志英对罕见病初始的感知，源于一位肝豆状核变性患者。

大学刚毕业，吴志英跟随导师出门诊，接诊了一个怪异的患者，一脸痛苦、举止怪异，身体不断扭动，说不出话，直流口水……导师却只用手电筒照了照患者的眼睛，就做出了初步诊断——肝豆状核变性。患者的巨大痛苦和导师的举重若轻让吴志英深受震撼。

当时，肝豆状核变性是一种可治的罕见病，但由于患者的临床表现多样，经常被误诊。罕见病的诊断之路扑朔迷离，吴志英却兴致勃勃。大二时，导师的一堂神经病学诊断课让吴志英下定决心走上神经内科的从医路。自读研开始，吴志英便认准最难的“冷专科”——聚焦罕见病和神经遗传病。

罕见病医生就像活跃在医学界的侦探高手，考验的是抽丝剥茧的审慎和挑战疑难的执着与孤勇。除此之外，还要面临现实中的一系列难题。

首先，选择了“冷专科”的罕见病领域，意味着从起步阶段薪资远低于同届医生，比如组织罕见病学术会，经常自掏腰包。

其次，罕见病医生还要时常面对罕见病患者及家属的极端情绪。常见容易诊断，但罕见病的诊断常要经过多种手段，即便千辛万苦作出诊断，有些病又无药可治，不仅患者痛苦，家庭负担极重。

再者，80%的罕见病是遗传病，存在基因方面的问题。患者所在的整个家族都会异常焦虑，甚至出现精神问题，因无处发泄，经常会将这种极端情绪发泄到医务人员、医院和社会上。

矛盾交织的现状让一些罕见病医生无奈地转回常见病的赛道。也因此，罕见病领域医生更罕见，坚持下来的医生，基本都成为了国内神经科领域的顶尖专家。

值得吗？吴志英说：“当你专注自己热爱的事业时，你没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而时间也给出了答案：时隔6年，一位20岁的女孩将一面锦旗送到吴志英手中。

罕见病用药仍存困境

近两年，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罕见病药物研发、诊治规范和患者关怀越发受到重视。我国罕见病领域药物研发起步晚，无论在新药研发还是临床治疗都面临诸多挑战。

1.基础研究相对薄弱，转化能力不足。专家指出，基础研究薄弱，缺乏原始性的创新和核心技术，是我国药物研究和医药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人的根本原因。

2.我国罕见病药物临床研究单位数量少、经验缺乏。据统计，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总数已超700家，但能够开展罕见病药物临床试验的研究中心却很少，且既往参与罕见病药物国际多中心研究经验也很少。

3.我国罕见病药物研发技术细则缺失。我国虽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鼓励罕见病用药的研发政策，但临床研究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我国尚未对罕见病药物提供单独的监管标准。

4.国外有药，国内无药。全球领先的罕见病药物生产巨头，在中国上市的罕见病药品数量少之又少，市场“不确定”是很大的障碍。

吴志英感慨说，目前，国内罕见病的诊断水平已经与欧美国家无异，但在治疗上还远落后于他们。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款罕见病药物是由中国创新研发的，几乎都从国外引进，我们应该从源头上开始创新研究，争取在治疗上有所突破。

（环球医学编辑：余霞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