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尊严”该如何重拾？

古往今来，医生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也是人们敬仰和崇拜的神圣职业。然而，现今社会，只有出现“非典”、“地震”这样的灾难时，医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才可能有短暂提升，何也？除公众对“天使”的期望值与实际从医“俗人”间的距离外，也与部分医生言行举止不完全符合“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要求、破坏了整体医者的形象有关。

如何才能重拾“医道尊严”，还医生以应有的社会尊重呢？

重拾“医道尊严”需从“内在”出发

1、“自身硬”

战胜疾病是医生和患者的共同愿望，医患应该是利益共同体。每一个医生都希望自己诊治的病人能够尽快康复，而这必须依靠诊疗技术的不断提高。

所谓“打铁还要自身硬”，医生只有持续改进自我技艺，才能减少患者在诊疗过程中的痛苦和并发症，实现术后的功能恢复，也才能为每一位患者寻找到有针对性的诊疗方案，尽可能减少医疗花费。

要提高自身诊疗技术，医生既要不断积累临床经验，认真分析和严谨总结自己诊疗过的每一个病例，又要不断汲取医学知识和科研成果，特别要加强与同行的交流，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改进。

2、医生如何对待患者？

古今中外，医之大家之所以为世人所敬仰，不仅因其医术精湛，更因其对患者的满腔热情。医生与患者，绝不应是给钱看病这么物质，秉承“把病人当亲人”的精神才能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

如果当下的医生缺乏对待病人的“亲人感”，缺乏治愈病人的“愉悦感”，缺乏攻克疾病的“成就感”，而把医疗工作当成流水线作业，匆匆问诊，草率下诊断，即便是无错可言也很难取得患者的认同。

医患沟通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其重要性和技巧性始终是医者不容忽视的。医患沟通不仅仅是医生对患者及其家属在医疗信息方面的阐述，更是情感的交流和信心的传递。这种医生对患者关怀的传递本身就是诊疗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只有让患者体会到了被关怀，医患之间就更容易构筑双向交流的桥梁。

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定的不平等性，医务人员掌握医学知识和技能，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患者相对于医务人员来讲，缺少医学知识，主要是在医务人员的安排下接受治疗，解除自身的病痛，所以处于一定的被动和服从地位。因此，医务人员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处理好与患者的沟通。其实，如果医生真的想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一般他们是有这样的能力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困难的。

沟通没有固定的“套路”，但好的经验可供借鉴。某医院总结出医患沟通的几点精髓：一个要求、两个技巧、三个掌握、四个留意、五个避免，在这里与您分享——

一个要求：诚信、尊重、同情、耐心。

两个技巧：倾听，请多听家属说几句；介绍，请多对家属说几句。

三个掌握：掌握患者的病情、治疗情况和检查结果；掌握医疗费用情况；掌握患者及家属的社会心理因素。

四个留意：留意沟通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及对沟通的感受；留意沟通对象对疾病的认识程度和对交流的期望值；留意自己的情绪反应，学会自我控制；留意沟通对象的情绪状态。

五个避免：避免强求沟通对象即时接受事实；避免使用以刺激对方情绪的语气和语言；避免过多使用对方不易听懂的专业词汇；避免刻意改变对方的观点；避免压抑对方的情绪。

六种方式：即预防为主的针对性沟通、交换对象沟通、集体沟通、书面沟通、协调统一沟通、和实物对照沟通。

3、注意细节

从某种角度来说，细节性破坏对医患关系伤害的程度，并不亚于看病难看病贵或医闹事件。比如，医生工作时间用手机看电影；医生对患者的一句呵斥、一个冷脸、一副爱答不理的表情……如此一来，患者会觉得现在的医生越来越没有人情味，越来越不把患者的疾苦放在心上。如此一来，医患关系怎么会好转？如何能和谐？

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在医患双方彼此多些宽容与理解的基础之上，能够注意看病诊疗过程中的细节性问题。作为医务人员，要讲究医风医德，多点职业精神。这些细节对医患关系来说，就是一种细节性修缮。

重拾“医道尊严” 从“外在”出发

1、完善教育制度

我国医生人数不足，而且普遍学历低，不完善的培养制度难辞其咎。在中国，医生的培养缺乏总体规划。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反思对照一下美国确定医生数量的经验。以美国康复科（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简称PMR）学会为例，在决定2009年要招收的医生数量时，学会统计出2008年美国需要增加的康复科医生数量，然后2009年学会就招收2008年需要的这个数字的90%。康复科在美国的培养是要做住院医生四年，2009年进入的2013年毕业。此外，在美国，想上医学院的学生在大学要进入“医学院预科”，就是在同一所大学学习，但生命科学内容多学一些。一个学生在大学进了“医学院预科”以后，只要是认真努力学习，没有特别的不好，毕业时大学校长一定要想法让“预科”的学生全部升入医学院。进了医学院后，只要认真努力学习，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医学院毕业时校长一定要想法让毕业生全部成为住院医生，一个都不能少。同时，美国充分利用了移民国家的特殊国情，把美国人要当医生的孩子们安排妥当后，外国医学院的毕业生就成为美国毕业生就业的“调节区”：如果这一年美国毕业生多了，他们全部进入住院医生位置后，外国毕业生就进得少；如果这一年美国毕业生少，外国毕业生就进得多。也就是说，在美国学医，一旦你读了，毕业了，医生这个行当本身就能够提供就业保障。

应让医学教育“精英化”，做到量少质优地有计划培养，一个医学生都不浪费。医学教育每年应有计划地甄选医学生，再施以卓越医生培养教育，使医学生回归应有的职业高度。保证每个医学生学成后都能从医，每个从医的学生各项素质都过硬。

2、提高医生待遇

医生有了体面的收入，足以配得上他多年的刻苦钻研，配得上无休止的劳累，配得上他疾病与诉讼的多重风险，他还会为了一点回扣和红包冒风险吗？也许有人说，人总是不知足的，给了很多以后还会想要更多。当然，这同时需要制度安排上的严格规范，如果为了一点小利就会轻易丢掉金饭碗的话，相信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犯傻，至少大处方之类的现象不会变成一种普遍。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当医生的待遇极低时，光脚的医生要么选择冒险去赚违心钱，要么放弃这个职业。但是当光脚的医生穿上鞋以后，冒险者自然凤毛麟角。

医生待遇好了，生活有保障有尊严，才能一心一意把医疗水平提高，为病人更多地减轻痛苦，而不是遇到红包来者不拒。

3、医院“自我改革”

改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改的不断推进和深化。而大型公立医院的自身改革是医改的关键环节和核心内容。在外部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大型公立医院更要从自身做起，加强内部改革，始终明确自身集中优势学科与优质资源、重点解决疑难重症的职责和定位，在医院的制度、机制的设计上不能偏离。

高难度手术过程中易发生医疗事故，是造成医患纠纷的潜在风险。某医院实施手术风险评估分级管理的经验：将整个手术过程分为患者的麻醉分级、手术难度分级、手术时机、患者及其家庭对手术的承受能力等4个要素。综合患者的麻醉分级和手术难度分级，将手术风险划分为低、中、高、极高4个级别。依据手术风险评估分级结果和手术时机的分类，确定相应的医疗管理方案。

对于疑难病患者而言，找到最佳治疗方案非常关键。要实现这一点，可以通过疑难病会诊模式的设计加以保障。这一会诊模式的特点是：首诊医生将需要多科会诊的病人提交会诊中心，避免了患者在多个科室间辗转求医。下一站去哪个科室直接指定，如此大大降低了疑难病患的就诊难度，节省了时间和费用，同时也加深了医生对疾病的认识和对其他专科最新进展的了解，直接推动了医疗水平的整体提升。

又比如某医院将医患纠纷的“战场”从医院转入了医患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用法律和医疗的专业知识，用真情和人格的感召魅力，为医患双方开展调解服务工作，最终一起起纠纷成功调解。

该医患纠纷服务中心隶属市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由市司法局主管，对医患双方来说是纯粹的“第三方”，办公经费由市财政支付，为双方免费调解，患者无需担心幕后操纵。调解不是调低患者的要求，而是依据依法。调解既不偏袒一方，也不压倒一方，合理合情、依据依法是医患纠纷调解成功的关键，“摸事实、分责任、定赔偿”的“三部曲”是调解的工作原则，既不和稀泥，也不压低患者的合理要求，是取得信赖的基础。

调解过程，不仅是化解矛盾的过程，更是为双方沟通维权的过程。调解时并没有将患者的要求往低调，而是依据标准不打折扣。责任认定和赔偿数额是医患双方争议的焦点，对此，医患纠纷调解服务中心建立了相关工作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积极作用。

医疗纠纷调解服务中心实体化运行，已成为医患双方沟通协调解决医疗纠纷的良好平台，有效完善了医疗纠纷处置机制。正确引导、高效运作、依法处理是医患纠纷处置原则，对部分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缺乏医学和法律知识的特殊患者，引导其依法维权，提供法律援助。市、乡两级调处平台，为患者提供咨询、调解及后续维权等法律援助发挥了积极作用，化解了一大批纠纷隐患。

重拾“医道尊严”，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最可靠的治疗办法，唯有内外兼治：通过医改“大手术”来完善体制机制，通过收拾“仁心”来转变医德医风。制度有效托底，善意尽情释放，医疗才不辜负仁术之名，公众的生命和健康才能得到更好地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