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医患关系紧张，医患之间缺乏信任，患者欠费逃跑之事时有发生。不过也有动人的故事：长沙市第八医院手显微外科主任罗令为欠费患者担保，后续治疗义务进行。患儿父亲正四处筹钱，表示：“就算是卖猪、借高利贷，一百一百地还，也要还上医院的钱。”

医生为欠费患者担保

孩子8岁，小名浩浩，长沙县干杉镇人。2012年10月，浩浩在学校和同学玩耍时不慎摔倒，右小腿两根骨头全部骨折移位。父亲易卫根立即将其送到浏阳一家骨科医院。医生说孩子是先天性假关节，很难医治，可能需要截肢。

一听要截肢，易卫根马不停蹄地带着浩浩奔向了省级医院。花去东拼西凑借来的10余万元，腿虽然保住了，可医生仍确诊为先天性假关节，称骨头已经腐朽，不会再生长了。

2013年7月，揣着以2分利息借来的3万元钱，易卫根带着浩浩找到了长沙市第八医院手显微创伤骨科主任罗令。对于这个年收入不足万元的家庭来说，背负一身债务，如同陷入深渊。

不久后，罗令做担保，在易卫根欠费4万元的情况下，为浩浩动了手术，清除了其右小腿患病的骨头。今年3月，浩浩第二次手术顺利完成。

罗令以其个人信誉为孩子担保，后续治疗义务进行，“我相信，等条件好了，他一定会来还钱。”

家属表示“绝不跑路”

浩浩第二次手术时，罗令为其右小腿安装了外固定支架，“只能根据浩浩骨头的生长速度来调节支架，每天延长的距离在0.3mm～1mm之间，俗称‘骨搬运’。”

浩浩家距医院30公里，担心易卫根骑摩托载着浩浩风里来雨里去太辛苦，罗令手把手教会了易卫根调节支架的方法，“可老易还是像上班一样，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站在科室门口等医生。”

“其实调节一次支架只要20分钟，可我还是相信医生，就是每天跑60公里也愿意。”易卫根说，他也是以此方式让医院放心，“欠的钱就是一百一百地还也要还清，绝不会跑路。”

11月19日下午4点，罗令乘机返回长沙。他手中攥着一个袋子，袋子里装着数十张孩子的X光片。他已为浩浩进行了1年零4个月的治疗。为了确定孩子的后续治疗方案，他这次去北京找了3位专家。

易卫根言语间依旧是对医院的“不好意思”，“8个月了，每天免费治疗，前几天罗医生临去北京时还塞给我1000元钱，说给浩浩买点好吃的。”

人间仍有信任在

“没有人会带着钱去受伤”，这是罗令常挂在嘴边的话。他所在的手显微创伤骨科有个特点，病人常常情况紧急，接断肢、缝血管是常事，而这些病人往往一时来不及筹钱交住院费，而罗令则在科室定下2条铁律：第一，不能拒绝任何一位无钱医治的病人；第二，不能收病人的红包。如果科室成员违反纪律，罗令要求他们自动离开科室。”

有一个病人让罗令记忆深刻。“一个名叫王亚棋的病人，达到出院条件时还欠着1.5万元的医药费。我担保后，他写下了一张欠条，随即人间蒸发，罗令和科室同事因此被暂扣了部分薪金。2013年8月8日，这个日子我永远不会忘。因为王亚棋在消失半年后，带着欠款出现在我面前。”

反思“逃单”行为

病愈者欠费逃跑，却让人恨不起来。有些当事人确实家庭贫困，连生活都无法保障。“逃跑”是迫不得已。

很显然，说以上这种患者逃跑是恶意、没有良心也似乎说不过去，人到了急路可能什么傻事都做得出。尽管这样，很多医生仍表示“不后悔”，反倒担心患者的后续治疗问题。

好医生为患者签字担保是在“尽一个医生的良知”。在没有人担保的情况下，这种救死扶伤的医德尤为可贵。从某种程度上说，患者的生命是医生救的。但不能因医生的善意良知而让其承担医疗费的“恶报”。从法律角度上看，担保人确实应该履行承诺。

从道义上说，患者的逃费行为也是一种“恶”，会更加伤害到道德良知，使好人没好报。下次出现类似的患者就没有人再愿意伸手担保救助了。

医院不是民政或慈善机构，对病人的高额医疗费没有无偿疗救的义务。

面对巨额的医疗欠费，尽管成立了医疗救助基金救助一些无钱治病的患者，但只是杯水车薪。这种局面造成许多医院“先抢救、再缴费”的急诊绿色通道“慎重”起来，找出种种理由婉拒一些急救病人入院治疗，由此也加剧了医患的矛盾。

病愈患者的一次“欠费逃跑”凸显一道救治难题，面对这样的现实课题如果坐视不理，就会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陷入恶性循环。医院医生就有可能背上冷漠无德的骂名，患者有可能背上狡黠失信的恶名。而且会使那些真正困难的患者得不到很好的救治。

为避免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医德与欠款夹缝中遭遇两难。就亟须卫生部门协调民政、社会保障等部门，共同制定一套医疗欠费的合理补偿机制，以保障医疗机构的救治走上良性道路。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