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各方努力在商议解决医闹和伤医暴力的对策，另一方面却是伤医暴力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针对这些问题，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草案，也再次研究将“医闹”入刑。草案拟规定，“医闹”入刑最高可判七年——足具震慑力。但专家同时也表示，“入刑”不能终结医闹，还要逐步建立有公信力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通过沟通重建医患互信。

所有医科学生入学时都要宣读流传了2000多年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要遵守誓约，矢志不渝。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这是医者职业操守的体现。但是，医生兢兢业业地工作有时也不被患者理解。发生医患纠纷时，医生常常受到患者家属的冷言讽刺、责骂，甚至是肢体暴力，这让很多医生感到内心的凄凉。

一个社会共识是，若任由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医疗环境持续恶化，整个社会肌体都将遭受重创。从刑法修订到医疗体制改革，一系列制度设计都应指向一个目标：医者有尊严，生命权益才有保障。

首先，作为一个法制社会，就要让医疗纠纷得到正规法制渠道的解决，同时对于在医院挑衅、滋事，扰乱医院秩序，侵害其他病患的被救治权，伤害医者尊严和人身安全的事件应该从法律上予以警示和制裁。

上海市市人大代表、市第十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傅舒昆说，医闹入刑是国家大法对医护人员人身权利的保护，而且，较之一般妨碍公共秩序的惩罚，刑法对医闹的惩处应该更严厉。

草案中关于“医闹”的惩罚是如何规定的？上海市律师协会医疗卫生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卢意光介绍，在草案中，针对当前社会上“医闹”事件频发等问题，拟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卢意光表示，实际上，现行刑法中已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此次将“医闹”写入刑法，并不是增加一个新罪名，而是明确“医闹”适用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再次提醒“医闹”的组织者、参与者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提醒执法机关对“医闹”不要姑息迁就，“有法可依”还须“有法必依”。

他认为，“医闹入刑”能够对那些严重影响医院秩序、无理取闹甚至伤害医生的“医闹”起到一定震慑作用，对医务人员起到一定稳定人心的作用。

然而，“医闹入刑”并非解决医闹的根本途径，许多专家这么认为。

医患纠纷的成因，多种多样，一个诱因是，病患可能对治疗的期望值过高。然而，受医学发展水平限制，60%～70%的疾病，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肿瘤、病毒感染等疾病，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对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只是控制病情，而不能彻底治疗。其他因素还包括极端贫困、患者精神因素、诊治过程中沟通不畅或诊治失误、缺乏合理合法解决纠纷渠道等各种因素，需要对原因做深入的分析。

卢意光说，处理医疗纠纷一定需要有熟悉医学和法律两个专业的人员，才有可能逐步建立有公信力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刑罚，只是末端处置，保护医患权益，更应关注如何预防、缓解医患纠纷。”上海市人大代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健说，充分的医患沟通，重建医患互信，是减少纠纷的一种保障。

同时，“看病难、看病贵”等医疗体制的问题则是医患纠纷发生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比如公立医院不改变以药养医等制度性问题，就难以解决过度医疗等弊端，客观上增加了医患纠纷发生的几率、激化了医患矛盾。

因此，必须仔细梳理分析医患纠纷、乃至恶性涉医矛盾事件背后的原因，否则只是治标不治本，让医生个体承担了医疗体制的问题和后果，对医患而言都是“双输”的结果。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