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名临床医生，跟大多数医生一样，每天看门诊、做科研。在公立医院的16年，她的一切都是那么顺利，博士毕业、晋升副主任医师、当教研室主任、带硕士研究生。但是一年前，她却放弃了这条可以预见希望的路，毅然选择离开体制。跳出体制后，果真是有钱也有闲吗？作为一个敢于“吃螃蟹”人，医生夏璐用自己的实际经历讲述了对当下医生执业的思考。

临床医生的困惑

能当医生的都是头脑敏锐的人，而且，医生当中学霸比较多。夏璐也属于普通学生羡慕嫉妒恨的那种。1991年，夏璐以全优的成绩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大医学院）第三届7年制的保送生，而且她得到校长的特批，成为班级第一个被录取的学生。当时，这个在全国只招30个学生的小班享受着种种“重点培养”，采取全英文授课，第一年所有的数理化基础学科都在复旦大学完成，毕业便能获得硕士学历。

1995年，夏璐开始在瑞金医院实习。1998年毕业时，夏璐毫不犹豫地选择申请留在瑞金医院消化科工作。整整16年，夏璐从少不经事的学生蜕变为消化领域的一名资深医生。她在瑞金度过了最美好的年华。用她的话讲，自己所有的成长都是瑞金给的。

体制内医院的工作强度较高。夏璐的最高纪录是一天门诊看了135个病人，一上午做过43个胃镜，工作时间连喝一口水都没有时间，怀孕的时候门诊一天下来脚肿得不能走路。“这真不是矫情，医生有时候真是用生命在奋斗。”夏璐深知，几乎所有大医院的医生都在超负荷工作，然而大多数医生都在为信念而坚持。

“医生如果每天看100多个病人，花在每个病人身上的时间也就3到5分钟。”全国各地涌来的患者，集中又紧缺的医疗资源，常常让夏璐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看病时你不能离开，也不能多说一句话，因为后面的病人会有意见。”很多时候医生没有充分的时间沟通病情，患者总是带着满肚子的疑问离开。

虽然忙碌，但夏璐的临床和科研发展得都比较顺利：博士毕业，在瑞金医院她2004年就晋升了副主任医师，离开前在瑞金已经担任3年教研室主任的工作，做了7年硕士研究生导师，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客座副教授，也是消化、内镜两个学会的全国青年委员。一路走来，她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按照这种思路，她未来会成为主任医师，成为一名有造诣的医学专家。这是一条可以预见的道路。

可是，夏璐心中多年来总有个无法绕开的困惑：在体制内医院工作，除了临床任务，还都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在科研、教学等事物上。搞一项科研，要通过长期研究，反复论证，最终才得以成文。夏璐最长的一篇科研论文来回折腾了整整2年才得以发表，“体制内医院的考核体系可能最重要的是科研成绩，因为只有这个可以量化，有多少篇论文，得到几分，课题有几项，有多少基金项目。”但在夏璐看来，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临床医生服务病人才是宗旨，如果想把一些事情做到最好，那么就需要有所取舍。

她想要离病人再近一点

上海瑞金医院是著名的三甲医院，堪称国内医学殿堂，是很多中国医生向往的地方。但是，夏璐最终还是放弃了这里，放弃稳定的收入，远离公立医院这棵大树，离教研任务、论文任务远一点，离SCI（科学引文检索数据库）远一点，离病人再近一点。

夏璐认为自己一直属于现实派，没有远大的理想，只关注如何将眼前的事情做得更好，她以前一直认为自己可能一辈子会在瑞金医院工作，但当出现一个外部的推力，她开始思考，自己其实可以做些不一样的事情。跳出体制，夏璐称并没有深思熟虑，只是因为“想专注医疗”的冲动。

抱着更好将医疗与服务结合的理想，2014年，夏璐正式离开从医16年的上海著名医院瑞金医院。她的新起点是一家大型民营医疗集团。

辞职需要勇气，而随后的风险更需要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来体制外的医院当医生并不是大家想象得那么清闲。事实上，夏璐每天的日程安排从早到晚，一刻不得闲，以至于没有时间去感伤和怀念。从设计就医流程、改进细节、人员培训到发现新理念并付诸实践，夏璐的热情一再被点燃。

在这里，夏璐可以花一小时为病人解释病情，在这里，她和同事建立起国内首个跨医院的多学科会诊平台，在这里，她可以和营养科合作为炎症性肠炎病人提高营养管理方案。

转眼已离开体制一年有余，夏璐感受到，其实体制外的这一片天地，现在越来越被关注了。

许多人认为她当初的选择太冲动，但她自己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同时也正在努力思考，怎样的模式才是离开体制后医生最适合的道路，或者说，怎样的医生才适合离开体制。体制对于医生而言，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与患者至少沟通30分钟

在夏璐的新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她自己画的油画，等候大厅温馨明亮。这里的病人全部采取预约，不用漫长的等候，不再焦虑，没有恐惧，绝对私密，交流充分，检查细致，过程舒适。虽然收费远高于公立医院，这里还是吸引了不少患者。

每个门诊病人，夏璐起码会和他们沟通30分钟，这正是她的理想——病人是在舒适安静的环境中就诊，医生可以为病人耐心地详解病例，告诫病人注意事项，并解答病人心中所有的疑问。

肠镜很重要一点在于肠道准备是否充分，这也直接影响到检查结果，很多重复劳动和误解也可能由此产生。在一家拥挤的医院，上厕所要排队、肠镜检查也要排队，在接受肠镜检查前只能靠没有专业知识的患者自己判断是否已排泄干净。医生在实际操作肠镜时常会遇到准备不充分而影响检查的情况，“有时会牺牲检查效果，能看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若是准备太差，基本无法完成检查的话，那只能让病人重新去挂号、开泻药，下次再预约来做，基本不可能在当天等病人排干净了重新做。”

在这里，夏璐则可以将流程设计得更人性化，她专门设立了两个独立房间给病人做肠道准备用，墙上挂着三种语言解释的详细步骤：如何冲服泻药，什么样的情况表示大便解干净了。同时，还有护士一对一的服务，由护士跟进观察，直到最后护士确认准备好了才能开始做肠镜。而这样的细致通常需要耐心和时间，通常患者早上来了，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开始做肠镜，但这样的等待，患者非常容易接受。

夏璐非常坚持要在肠道充分清洁的情况下来做肠镜，因为这是检查质量的关键所在。“让病人90%～95%以上的肠腔达到清洁，肠黏膜充分显露，这样不容易漏掉病灶。否则医生和患者都认为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接下来几年也不会再复查，这其实是对病人更大的不负责。”

消化科的很多疾病和症状，其实跟精神状态与心理因素有关。一些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人，实际上是带有焦虑性的人格，夏璐说，这样的疑病症案例，现在经常发生。

有一个女孩从苏州赶来，一直觉得胃里有一个肿块，其实在多家医院做过胃镜，胃里并没有异常，但女孩始终认为医生一直在骗她。于是，夏璐建议女孩做胶囊胃镜，并陪同全程观看了视频，甚至从发病原因开始娓娓道来，花了一个多小时让女孩心中多年的纠结全部释然。

夏璐说：“其实，有的时候交流也是一种治疗，如果医生都有充分时间进行沟通，每一个医生都会是个好医生。”

体制内医院要创新是很难的，没时间，也没有条件。就拿医患沟通来说，不是医生不愿跟患者沟通而是没有时间，时间也不允许充分沟通。而在这里，夏璐每天都在病人身上找灵感，探索着如何把服务和医疗做得更细致。

有位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营养状况很差，已反复入院三次，传统模式是在治疗原发病的基础上进行营养支持，但出院后又周而复始。夏璐很担心这样对于患者的预后不利，当营养科主任在和患者的充分沟通中了解到，病人因为担心进食会造成肠梗阻从而需要手术，所以很多食物嚼几口就都吐掉，并没有完全吞咽下去。找到根本原因在于摄入不足，由此夏璐想到，一方面要打消病人顾虑，另一方面要为病人制定一个出院后的详细营养计划，甚至具体到每个食谱，这样就更有可执行性。

“只留存于口头上的医嘱，操作性肯定比较差，因此和营养科主任讨论后决定共同来为病人制定食谱。”夏璐坦言，今后她们还会开设联合门诊，由消化科和营养科医生共同坐诊，根据患者病情一起制订治疗方案，联合门诊能给病人一个规范、统一的标准，也更方便患者就诊。

搭建跨医院多学科平台

肿瘤是一个多学科全身性疾病，多学科会诊团队（MDT）是当前肿瘤治疗的标准模式。组建这个平台，夏璐心中最原始的冲动是尽可能多地给患者量体裁衣、切实可行的方案。

夏璐不但组织了一个院内的多学科团队，她和同事们在外院专家的帮助下，也筹建了这样一个跨医院的多学科（MDT）会诊平台。2015年8月21日，夏璐搭建的国内首个跨多个医院多个学科的结直肠肿瘤综合会诊平台展开了第一场义诊。

夏璐说：“专家们参与到这个综合会诊平台中，一方面能切实通过跨医院的通力合作，真正为疑难杂症的患者制定最优化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也能在跨学科的碰撞中，专家们能达成学术上更好的经验分享和总结。”下一步计划是对患者会诊后诊疗的综合管理。

未来的路如何，无法预知，夏璐说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一切才都刚刚开始……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