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还记得几年前发生在广州的“录音门”事件吗？1岁5个月的男孩小涵因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的一系列波折。在此期间，男孩父亲因对医生的一些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同时复印孩子病历、检验结果等咨询院外专家。其实不少医生都遭遇过患者或其家属录音录像事件，该如何应对？

在医院挂号窗、收费窗、药房取药窗、诊室外候诊区等地方，经常可以听到患者对医疗过程及医护人员的抱怨甚至辱骂。在某些情况下，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患者和家属口袋里揣的是录音笔。部分人甚至直接掏出手机拍摄诊疗过程。

钟南山院士曾说：“录音门事件我常常有体会。有30%的病人来找我看病，都用相机来拍照，可能他们想拍个照留念吧，但我也知道有人的背包里放了录音笔。”

他表示理解病人的心情，更希望患者录像录音，录了反而更好帮助他们记清楚病情及医嘱。因此他认为，医患关系的提升空间很大，并打比方说明：“医生跟患者不是对立的，我们（医患）应该站在一起，另一边应该是疾病，医生与患者共同对抗疾病。”

其实，由于诊治时间“紧迫”，有些患者为求在短时间内记清楚医嘱，就养成了带录音工具进诊室的习惯。

但是，绝大多数医生对此持反对意见，称如果病人把一个录音工具放在就诊台上，他们多少会感到一些不自在。“倒不是怀疑自己的医术，但有时脱口而出的表达可能不够严谨，担心说错了的话被记录到。”某三甲医院医生表示，一般写到病历中的语言会严谨一些，而口头的医嘱会更直接的表达，有时难免出现差错，此时最重要的是医患双方的沟通，而不是单方面一味的记录接受。

也有医生客观地表示，这种行为很难判定对错，一方面患者记录后可能会获取更多现场一时捕捉不到的信息，但如果因此而导致医生讲话更谨慎，则有点得不偿失；其次，如果有疑问还是在现场向医生问清楚，以免事后自己揣测产生误区。

家属录音，一大原因显然是出于对医院、医生的不信任。医生是专业人才，在自尊上要比一般人更敏感一些，更何况他们的工作压力本身也不算小，而录音不仅是对他们的专业技术、职业素养没信心，进而也殃及到他们的人品上去，遇到这种情况，谁也很难坦然，不过医生的想法不必太过激烈。

您准备让患者信任了吗？如果考虑到患者的信息饥渴和权利虚弱，应立即着手的事情大概有这样一些：首先尽量满足患者的知情权，医疗当然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但专业性强不是傲慢的适当理由；其次让患者看到，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有比录音更有用的东西，比如权威、独立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

相信谁也不愿意出现这样的局面，究其原因，无非是当前医患关系紧张、互不信任、难相互理解体谅的一个缩影。不管当前医患关系如何紧张，一家医院要想得到患者信任、赢得口碑，也非难事。只要院方尽可能地释放出最大的善意和真诚，医生们都恪守职责、禀着医者父母心的理念、多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让病人能安心看病，就差不然了。

相关法规

私自录音、录像证据只要符合条件的私自录音录像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该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资料，不具有当然的非法性，原则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司法实践中私自录音录像很少被法院采信。

医疗过错的判断，法官靠的是鉴定，而鉴定中病历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想用录音录像动摇病历的地位，就目前来看似乎没有可能。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