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前，在诊疗过程中患者和家属口袋里时常揣着录音笔，甚至有人直接掏出手机拍摄诊疗过程。就连德高望重的钟南山院士也未幸免。钟院士表示，来找我看病的病人有30%会用相机来拍照，可能他们想拍个照留念吧，但我也知道有人的背包里放了录音笔。患者为何要录音？医生如何看待患者的这种行为？患者录音是对还是错？一旦遭遇患者录音，医生又该怎么办？

一名儿科医生被录音的经历

家长要求对诊疗过程进行录音并不新鲜，越来越多的病人带着录音笔出现在诊室和病房里。一名儿科医生就曾在网络上讲述其被录音的经历：

7时50分，这位儿科医生如往常一样，提前开始了门诊。候诊的病人很多，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看了几名患者后，分诊护士带进来一名中年妇女和她1岁多的女儿。孩子体温38度多。医生让她们坐下，接着边登记边问：“孩子多大了？”妇女没有回答医生的问题，而是突然说“医生，等一下”，然后举着手机对着医生按了几下键。“怎么了？”医生很疑惑。“我们全家都很宝贝这个孩子，带得很精心。她不怎么上医院，我要把她看病的过程录下来。”妇女说。“哦，那你应该对着你的小孩拍呀。”妇女下面的话让医生愕然：“我们家里人都觉得现在医院很黑，医疗差错很多，我怕在我的小孩身上出什么岔子，所以我要录音为证，如果没什么不好，过几天我就把它删掉。”这位儿科医生做医生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想到会成为这样一个“纪录片”的主角。当时，医生的心里只有一个感觉：愤怒。医生停下手中的笔，直直地盯着妇女，不知道过了多久。

儿科医生最终完成了这场尴尬的门诊——给那个伤风感冒的孩子开了一瓶“小儿伪麻美芬滴剂”，并在病历上注明“3日后复诊”。

另一家三甲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也表示，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过，患者大多是悄悄进行。如有的患者在看病时，手会伸进包里，像是开启一个什么东西，包还尽量靠医生近些。看到这些举动，他怀疑患者可能使用了录音设备。

患者为何要录音？

患者对诊疗过程进行录音是为了什么呢？

1、了解病情，记清楚医嘱

多数情况下，在就诊过程中病人会因为情绪紧张、文化水平低、精神或神经系统的疾病而不能充分理解医生的话，加之病人离开诊室后又会遗忘一些医嘱以及注意事项。因此，录音既能让不懂医学术语的患者更加充分有效的了解病情，也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2、患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是无奈的预先维权

由于信息不对称，且对医院、医生不信任，很多患者看病时带着录音笔、摄像机，将医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以防日后发生医疗纠纷时作为证据使用。

3、想找茬钻空子让医院赔钱

还有极少部分患者就是想找茬钻空子让医院赔钱，录音行为类似“医闹”行为。

医生对患者录音的态度

对于患者录音，绝大多数医生持反对意见，称如果病人把一个录音工具放在就诊台上，他们多少会感到一些不自在。“倒不是怀疑自己的医术，但有时脱口而出的表达可能不够严谨，担心说错了的话被记录到。”某三甲医院医生表示，一般写到病历中的语言会严谨一些，而口头的医嘱会更直接的表达，有时难免出现差错，此时最重要的是医患双方的沟通，而不是单方面一味的记录接受。

某医院副院长、儿科主任医师坦言：从法律上来讲，并没有禁止患儿家长录音录像，但结果是医生们很尴尬。如果平时说话都要录音，这也太缺乏信任了。家属抱怨医生老躲着他，其实医生也是人啊，为你服务，你却时时提防，心里会很不舒服。尤其是专家会诊，是各位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时候，医学本身就存在很多争议的，专家出现分歧也很正常，这对制定正确的诊疗方案是有利的。如果患者家属出席会诊，家属不太了解专业内容，同时可能会对专家发表意见造成一定的影响，有的专家有些话就不愿意说了。说到底，这对患者不好。医院会把会诊结果告知患者和家属，但会诊过程最好不要参加。

也有医生客观地表示，这种行为很难判定对错，一方面患者记录后可能会获取更多现场一时捕捉不到的信息，但如果因此而导致医生讲话更谨慎，则有点得不偿失；其次，如果有疑问还是在现场向医生问清楚，以免事后自己揣测产生误区。

患者录音是对还是错？

某媒体对1704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50.3%的人支持录音，觉得录音会避免可能的医患纠纷；其他受访者则反对录音，认为患者应给医生多一点信任。有人指出，医学本来就是一门具有争议性的学科，没有百分之百的对和错，但录音会让医生“步步惊心”，医生需要患者多给一点信任；也有人认为，在缺乏诚信的环境下，患者进行录音很正常无可厚非。“只要录音没对医生的救治行为造成不利影响，医生就应接受这种监督。”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中缘指出，患者与医院、医生是一种合同关系。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患者或其亲属有权对整个过程实施必要监督。

那么，患者录音的行为是否合法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该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资料，不具有当然的非法性，原则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司法实践中私自录音录像很少被法院采信。医疗过错的判断，法官靠的是鉴定，而鉴定中病历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想用录音录像动摇病历的地位，就目前来看似乎没有可能。

一旦遭遇患者录音 该怎么办？

在医疗行为中，患者提出要录音医生该怎么办？从法律来讲患者有这个权力，尽管医生不愿意为病人看病的时候把谈话内容录下来，但医生并无权力制止患者这样做。既然如此，不如医生也向患者提点要求，在患者同意医生建议的情况下可以录音：

1、录音之前要经医生允许，不能暗自录音；

2、可以录音，不可以对医生进行拍照（把病历和医嘱拍下来可以），医生的肖相权应该得到尊重；

3、如出现医疗纠纷，患者或患者家属可以利用手里的录音证据找医院的医务科或走法律途径，但应理智对医生，不可对医务人员进行辱骂更不能殴打医务人员；

4、在医疗纠纷中，如经调查医务人员无过错，患方应该主动公开向医务人员及所在医院道谦以挽回给医院及当事医生造成的不利影响；

5、患者录音的内容要一式两份。

录音无处不在，信任何处寻觅？

毫无疑问，患者录音和近年愈演愈烈的医患暴力冲突一样，以大的社会背景而论，都是社会成员之间信任度大幅降低的表征。而从效果考察，无论是刀刃相见的“明战”，还是现在步步录音的“暗战”，都将加剧双方的情绪性对立，如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所揭示，“患者一开始就想到医生要敛财，医生一开始就想到患者要闹事”，相互提防的结果显然只能是双输而已。

道理人人会讲，但面对一个明知双输的结果，并不缺乏理智者，何以至今还没有回头的迹象呢？不妨从患者心理中去寻找答案。当初沪上医院出现录音笔时，就已经有法律专业人士指出，如果不幸发生医疗纠纷，患者所持的录音很难作为法律证据使用。既然如此，患者究竟想从那支小小的录音笔中得到什么？只能说略近于“麻杆打狼”，虽然心里发虚，但觉得挥舞点什么总比一无凭借要好。

明白了患者的这种心理，尽管其手持的“麻杆”让医院和医生感到了压力，但就实际作用而论，毋宁说反倒见证了患者一方的虚弱。一方面，他欲借助录音工具填充信息饥渴，迫切想知道整个诊疗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虽然谁都不希望出现医疗纠纷，他却愿意为将来万一的不幸预做一点防范，在他看来，这也是其唯一能够做到的，哪怕可能并不可靠。

医患双方的互不信任严峻至此，再来追究谁是始作俑者已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回到一个起点问题：你准备让对方信任了吗？如果考虑到患者的信息饥渴和权利虚弱，应立即着手的事情大概有这样一些，首先尽量满足患者的知情权，医疗当然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但医生有责任解答患者的疑问；其次要让患者看到，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其实有远比“麻杆”更有用的东西，比如权威、独立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

可见，就诊过程中的录音录像行为，于患者未必真能起到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效果；于医生也不太可能带来实际医疗过错以外的法律纠纷。相反，这种行为却实实在在地伤害着医患之间的感情与信任。而医患关系紧张的升级，不仅医生难做，而且无疑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患者的健康利益。因此，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是时候解开这个本不应存在的心结了！患者就诊不应丢掉对医生的基本信任和尊重，以至于把可能是道听途说的所谓“医疗黑幕”对号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某位医生身上。而作为医生，一旦遭遇被录音、录像的情况，也大可不必过度反应。坦率、真诚地面对，从患者的临床益处出发提供医疗决策，温和地处理反而更容易能化解面临的尴尬。让患者对医生产生信赖，其实也是医生职业修养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钟南山院士曾透露，病人让我看病，背包里放了录音笔的也有，我知道，但是我不怕，因为一个医生很真心很诚恳地对待一个病人，病人是看得出来的，会相信的！因此，医生确实需要尊重与信任，但尊重与信任不是天然的，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与积累才能获得。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