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一名高龄孕妇在北医三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引发三个单位发布三份官方声明，被称为“中科院大战北医三院”，此后甚至引发全社会范围内的一次“混战”，各种猜测分析，真相谣言混杂，甚至出现人肉搜索和人身攻击，局面失控，一场混战，扑朔迷离。然而，所有人都在质问，却无人为此事来承担和道歉。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其实，发生医疗纠纷后，可以有多种方式解决。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吴崇其说，家属可直接跟医院沟通，如果无法达成调解协议，可通过第三方调解，向医疗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由医调委调解。另外，家属也可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比如卫生局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委托律师提出调解申请。如果以上方案行不通，则当事人还可以选择走诉讼的途径，通过打官司来解决双方的争议。

探寻真相的拷问是一种善意

此外，面对这起事件，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医院有没有进行死亡病例讨论，从法律、制度、职业、道德、人情、人性、伦理等各种方面的深度而严苛的拷问。

看过这样一篇新闻报道：我国某著名三甲医院有一位年过八旬的医生，在她的专业领域享有极高的声望，在她70多岁时，在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医院里，她却作为死者家属亲身经历了一场医疗事故。老伴晕倒住院，由于放过心脏支架，他需要服用抗凝药。住院期间，医生给老伴服用了与平时不同品牌的抗凝药，出现消化道出血后，一直负责老伴术后用药的她建议换成老伴平常吃的抗凝药，可是没几天，抗凝药又被换，再次大出血，抢救回来后，她又建议医生换回药。可是，鬼使神差般，没几天，药再次被换，这一次大出血再没抢救回来。等医生们回头去翻药品说明书，才看到被医生换成的那种抗凝药，上面清楚地写着“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出血反应”。这位一生将医学视为生命，从未觉疲惫的老专家感到了深深的无奈，累了。作为死者家属，她没有告，也没有闹，只提出唯一一个要求：在全院范围内，为老伴举行一次死亡病例讨论，她要亲自参加。

这种探寻真相的拷问，是一种善意。每一位在医疗环境中死亡的人，都不会轻于鸿毛，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最珍贵的东西，绝不是100万或1000万的赔偿款，而是医学得以进步，自己的死换回无数人的生，这是对死者真正的尊重和告慰。

允许医生犯错和敢于认错也是一种善意

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明尼苏达大学，一个年轻的医生给一个七岁的孩子做心脏手术，那时候的心脏外科在明尼苏达刚刚兴起，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

手术过程中，这个医生不小心误伤了心脏壁，大量的鲜血顿时喷涌出来。这个医生立刻慌了手脚，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措施，试图用止血钳钳夹止血，结果反而扩大了心脏的破口。上级医生急忙上台抢救，但患儿依然不幸死亡。

这个年轻的医生害怕不已。他的上级问他：你在这件事中学到什么没有？他回答：我应该用手指压迫止血，再做后续处理。

上级医生说：很好，这就够了，明天的手术，依然由你来主刀。

这位年轻医生的名字叫伯纳德，他后来成了心脏外科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师，拯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并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

伯纳德遇到的这种情况，我们无法苛责。因为这样的错误无关责任心无关职业操守，因为这种短暂的慌乱完全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不能保证比他做的更好，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这样的经历，每一位医生都有过。医学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往往都是以无数人的死亡为代价。很多时候，允许医生犯错和敢于认错是一种善意。人从来不能够从做对的事情中学习到新的东西，只有从做错的事情中才能够学到。

然而，只有在一个宽容和安全的环境里，人们才敢毫无顾忌地认错。但在国内如今剑拔努张一触即发的医患环境下，在国内对医疗事故处理太严苛的情况下，医生哪怕是在学术范围里的认错，都变得不再安全。事实上，在对那些不能宽容的错误问责和处罚的同时，我们应该宽容那些情有可原的错误，如果我们把犯错和犯罪等同起来，就将置优秀的医生于危险的境地，并最终导致医患双输。

这位孕妇的去世，无论最终法律给出什么样的判决，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心怀愧疚，一定有人痛定思痛；无数的医生从此知道了不能忽视病人任何异常，知道了主动脉夹层，应该如何去正确处理；普通人知道了医学的局限性，医生也更明白什么叫竭尽全力。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