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生，生病了去自己亲手创办的医院就诊却被拒之门外。这种故事您一定会以为是天方夜谭，但令人悲伤的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就发生在了医学界泰斗颜福庆的身上。今天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几所国内知名医院的前身都由颜福庆亲手创办。今天，我们重温一下这位前辈坎坷与辉煌的一生，与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

从小立志学医救人

颜福庆出生在基督教牧师家庭。8岁被过继给伯父颜永京。而颜永京是教会教育界公认的华人领袖，是最早进入教会教育高层的中国人。在伯父的资助下，颜福庆先后就读圣约翰中学和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圣约翰大学。

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体弱多病。在目睹了亲人饱受疾病的痛苦之后，颜福庆从小就立志学医救人。

一己之力难以造福更多百姓 开始筹办医学院校

颜福庆作为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本土西医，毕业后志愿到南非担任矿医，为开矿的华工治病。然而，真正到了南非，他才知道那里的环境有多恶劣。无数华工遭受钩虫病和矽肺的威胁，但想赚钱只得在这继续卖命。

颜福庆感同身受，又自觉无能为力，他决定进修。1906年，耶鲁大学医学院招收了25名新生，颜福庆是唯一一个黄种人，也是后来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1910年，颜福庆到美国传教士开办的长沙雅礼医院担任外科医师，整整五年，医院都只有他一名中国医生。

当时，西洋医生穿的白大褂被认为是出殡的丧服，老百姓普遍不接受，人们生了病只是自己在家治疗护理。即使诊费明显低于中医，问诊的人也寥寥无几。

颜福庆凭着一张中国面孔，逐渐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信任和尊重。他甚至开始被邀请到家里看病。长沙的学校也频频邀他开讲座，为学生讲解医学知识。

因为西药见效快，诊费全免，在湖南的局面逐渐打开。但随着西医站稳脚跟，教会医院的收费也逐渐攀升，很快就出现了看病贵的问题。那时流行病传染病肆虐，老百姓只得求助于“江湖医生”。

学医是为了救人，无奈一己之力过于微薄。颜福庆想：“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创办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恰逢教会医学院和医学校正在考虑与中国政府合作办学的事宜，颜福庆抓住了这个中国发展医学的绝好时机。

湖南都督谭延闿（kǎi）患上了大叶性肺炎，高烧多日，经多位老中医诊治，体温仍然高达四十度。谭延闿一直信奉传统中医，迫于无奈请来了颜福庆为自己看诊，结果颜福庆询问了病史，量了个体温，给他开了些西药就告辞了。第二天，谭延闿的高烧居然退了。颜福庆提出与湖南省政府合作开办西式医学院的想法很快也得到了谭都督的鼎力支持。

但颜福庆在很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大叶性肺炎到第八天就会自动痊愈，这是一个医学常识”。

多所优秀医学院校均由颜福庆一手创办

在长沙建立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后，颜福庆到处演讲鼓励大家学医。

他制定了两年预科，加上五年本科的七年学制，为了跟上国际医学步伐采取全英文授课、提高录取分数。即使如此，来报名的学生仍然络绎不绝。

湘雅医学校高标准要求医学生，淘汰率高达70%，但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汤非凡、张孝骞、萧元定、徐维达、吴绍清、高镜朗、应元岳这些我国众多一流医学专家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在颜福庆的带领下，湘雅医学校公开宣讲了第一堂人体解剖课，吸引了整座长沙城的人民围观。解剖前，老师带领全体同学，面对遗体深深地鞠了一躬。

颜福庆还与卫生防疫学家伍连德共同筹建了中华医学会，以将西医大众化、中国化，将西医学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

1926年，北伐战火蔓延，颜福庆不得不逃离这个他服务了17年的土地。次年，颜福庆受邀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在上海设立医学院。他租下红十字会总医院作为教学医院，让学生在提高医学知识的同时还能帮老百姓看病，还为医院制定了“病人至上”的院训。

为了对付致命的痨病，颜福庆劝说自己的富二代校友叶子衡捐出了自己的花园当做结核病医院。

就这样，颜福庆每天坐在电车的末尾、拿着算盘、穿着单衣，手上一个包一个账本，四处游说政界、金融界、卫生界的当权人，只为筹集资金，建立和美国同等水平的医学中心。

除了筹建医学院，还做了更大的事

除了筹建医学院，这位仁医还想做更大的事，他要完善中国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在中国建立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在颜福庆看来，合理预防比治病更重要，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他亲自设计、讲授医学院公共卫生课，安排本科学生去公共卫生实习。

1928年，颜福庆在吴淞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卫生试验区，医学生下乡为当地居民开展环境卫生宣传，疫病预防和妇女保健，为中小新生进行体格检查，建造新式厕所。

他曾经为医学预科生做过一场演讲，“我想与诸位谈谈学医的目的，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

文革来临 自己开办的医院拒绝为自己接诊

1949年，上海医学院被新中国政府接管，颜福庆把董事会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了政府。不仅没有退休，还支持新上任领导的工作。医学为人类服务，为社会造福，颜福庆为此奋斗了一生。但没有人会想到，颜福庆竟在84岁那年面临了他一生最深重的痛苦，因为，一场浩劫来临了。

当时，各种帽子扣在了颜福庆头上，“美国特务”、“卖国贼”，还有人批他是“洋武训”。“武训是什么人吶？”颜福庆问他的孙子，颜志渊解释说，武训是山东人，是为了办学不惜到处募捐、求人借钱的老夫子。你也是到处募捐，还是个美国留学的博士，所以叫你“洋武训”。他点点头，没有否认。

头戴“医务界反动祖师爷”的高帽，脖子上挂着“我是混蛋”的大牌子，颜福庆在自己千辛万苦创建的校园里被押着游斗。每次批斗结束，老人总是带着满身的唾沫和墨汁，默默地穿过贴满大字报的弄堂，回家用热水把身上擦洗干净，再喝一杯热茶，面对家人同情的目光，老人说，不必将这些事放在心上，我从前在湖南看到过痞子造反，也是这样的。

1968年以后，80多岁的颜福庆身体越来越差。一天肺气肿复发，家人用藤椅将他抬到隔壁中山医院急诊室。看到“颜福庆”三个字，医生立即去向工宣队请示。最后，只给了药便打发了他。孩子们想给呼吸困难的老人吸点氧，提出借个氧气瓶回家，被无情拒绝。老人说，我们回家吧。路上，老人的脸上淌着泪水，痛心不已。

在此后的两年中，颜福庆再也没有进过这所就在家门口的医院，而这医院也是用他当年募捐的钱创办的。“保持医生的荣誉与尊严”是他1916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长致辞时对全体医生提出的要求，正是这份高贵的信念支撑着颜福庆度过了一生中的所有艰难。此时，年迈的颜福庆仍然保持着这份尊严。一个工宣队员问颜福庆：“老家伙，你为什么不自杀？”老人平静地说：“我为什么要自杀？我问心无愧。”

文革开始后，颜福庆离开了原来的住所，居住在与上海医学院一墻之隔的小楼里。1970年11月29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隔壁上医的围墻突然坍塌了，大家都跑出去看热闹，屋里坐着的老人也倒下了。家人问他，不舒服吗？老人摇头，要不要去医院？还是摇头。再问，老人没有了反应。

他捐赠遗体的想法没能实现，却实现了自己一生的训诫：“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颜福庆就这样走了。他一生中遭受的坎坷也好，经历的辉煌也罢，都没能阻挡他的脚步，可他却没有熬过那寒冷的冬天，令人唏嘘。然而，即使他能长寿至今，看到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信念被抛弃，被践踏，医院竟成了赚钱机器的现状，不是更让他痛不欲生吗？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

医生们，拯救患者或许需要从拯救我们自己开始。为了您的患者，也为了我们明天更美好的医疗秩序，请拿起笔把您的心声告诉医改、告诉患者、告诉社会……投稿邮箱：edoc@g-medon.com环球医学编辑将选择被本栏目采纳的稿件及时与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