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周二、周三的上午，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都会早早换上白大褂，成为他所有身份中最“单纯”的角色，也是他最珍惜的角色——医生。八年院长，段涛医生有过烦恼有过坚持，走过孤独走向无畏。

2017年元旦，段院长在自己的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困难、有挫折，但是还是有更多的温暖。2016年，一妇婴分娩量再创新高，达到33900+。”简单的话流露出骄傲，但更多的是他为团队打气。

段涛从2014年3月开始写新浪微博，然后是开设微信公众号。主持人乐嘉是段涛多年的好朋友。听说段涛要开微博，还要开微信，乐嘉给他打过“预防针”：“段涛，我劝你还是别开，网络很麻烦！”劝说段涛几乎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结果就是他开了微博，也开了微信。新浪微博的红利期出现在2011年至2012年，因此微博大V多形成于这一时期。2014年新开微博的段涛，一开始粉丝不过几千。粉丝还没涨上去，一大波负能量就来了：以前，院长在哪儿不大好找，现在好了，患者来看病不满意就私信、转发加@院长，不断的投诉就像是女人更年期的烦恼一样挥之不去；你说产科流程，竟然还会躺枪地域问题，遭遇宽带山式的网络围攻；这还不是全部，网络医闹也寻到了新的入口，要用网络的方式“打脸”段涛……

乐嘉的忠告没有动摇段涛，各种负能量和不便也没有动摇他做网络科普。经过不断的努力，坚持的科普，到目前为止，新浪微博“段涛医生”粉丝超过37万。段涛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一篇新鲜出炉的微信文章一、两个小时内就可以阅读破万，跟帖数十条。“杜蕾斯式”的文字态度、段子式的科普长文再加上网友口中的“段爷”、“涛哥”，一切的一切都与一家传统三甲医院院长的身份大相径庭，可网友们是越来越喜欢这位院长。

翻阅历史，不难发现：1947年建院，2006年才成为大学附属医院的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并没有令人瞩目的背景。用段院长自己的话说“基础不太好，学科学术氛围也不够，沉淀、积累、品牌就更难和百年医院比了”。所以就分娩量而言，2012年以前的一妇婴缺乏竞争力，在上海排名都无法进入前三。转折点出现在2012——段涛接手医院的第四年，一妇婴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并持续到现在。

段涛把这一弯道超车的秘诀概括为“Be same and be different。有相同，有不同”。相同之处来自于医学作为严谨科学的本身，其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程度及外科手术技能上必须和国际、国内水准一致。不同之处则表现为医院的管理、服务、文化、技术创新方面要有特色。“只有创新、革命性的东西才能构成弯道超车。”为此，段涛狠抓了特色技术、特色管理、特色产品服务，近年大家熟知的一妇婴在移动医疗方面的探索，其实就是段涛整体布局的一部分。多年前，他就在思考如何打破旧有的医院格局，向一流医院迈进的问题。

管理上，他们的特色表现在培育好人，创造好环境。曾几何时，非一流的一妇婴，医生资源并不算优秀，段涛不否认招收到的医生与一流妇产科医院医生的差距，但他相信：培养方式的差异会导致最后出口的不同。因此，他们开始了“学先进”之路。“我们就看全世界最好的医院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专家在做什么？”一妇婴在开展新技术之前，要求制度先行、规范先行、培训先行，所有的技术必须接受非常正规的系统培训，这些有效的制度保证了一妇婴开展最新技术时比别的医院更有把握。

服务特色是患者感受最直接的。在中国，大多数的妈妈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在孕检和生产的过程中，门诊、病房、产房是轮流医生制，患者永远面对着陌生面孔，接收着相互割裂的信息，出了问题也找不到责任医生。几年前，段涛就打破了这种不友好现象。他们取消了门诊医生和病房医生的做法，实行一个正（副）高医生作为组长，下面是主治医生，再往下是住院医生的主诊医生负责制。所有的医生都被分编成了A、B、C、D、E、F……小组，每个主诊组都有自己的病房，大家轮流看门诊。孕妇在初诊建卡时即被分组，整个孕期由同一组医生检查。每组组长负责组内的疑难复杂病例，对所有孕妇负责，并被要求孕检周期内至少对每个孕妇关心一次。遇到双胎或是胎盘问题的病人，组和组之间可以转诊。这样，病人可以获得归属感，再不会被遗漏了。

对于智慧医院，段涛也有过种种设想：“如果做出来，就是革命性的。”革命性在段涛眼里意味着不仅是弯道超车，更是一次自我超越。“而现在，这样的事情没有人去思考，因为不在院长的考虑范围内。”就算段涛想了，等待他的将是尴尬与无奈。且不说现有的医师团队力量不足、精力有限，就算有天去做，公立医院的身份、机制、定位等也会限制其参与的深度，不过尔尔。此时，每当有人抛来嘲讽或质疑声音，尽管嘴上段涛不甘示弱反击道：“请叫我们雷锋！动力原因本宝宝不告诉你！”但关起门来，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动因不成立，也只能是“有心杀敌而无回天之力”。甚至越是热心，就越是接近中国医疗的底线。“很多时候，有无力感，也会孤独。”网络上谈笑风生的段爷再无闹劲。Who am I？像极了卓别林演完一场绝世喜剧后，换下戏服的孤单落寞。

但他毕竟是三甲公立医院的一家之长，他不羡慕体制外的医院。“各有各的好处，没有可比性。”公立医院是做真正的学科发展，尽管价格和定位来说是大饼油条，但也挺好。“鲍鱼鱼翅和大饼油条各有各的喜欢。”抛开类比，事情本身远没有两类食物这么简单。

“干活不会累死，心累就会死，不在乎一些事，人就轻松了。”在普遍缺乏信任的医疗环境里，医患交易的最大成本是信任。他给自己规定，只要坚持内心的认可，不要去触碰高压线、红线、底线，其他的无所谓。“我愿意很自由的去表达，不愿意有包袱。”

基于“自由的表达和表达的自由”，2014年开始，段涛在医院建立了覆盖医生、医院之间，患者、院方之间的民主对话的委员会制度。段涛深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是个技术活，如果没有一系列配套的举措和坚持，民主很容易流于形式。

刚开始，段涛讲过“要民主，要用我的权利去剥夺我手中的权利”。但是没有人听，确切说是大家听不进去，。民主与作秀相比，很多人更认同后者。后来段涛索性不说了，那就让事实说话。他首先建立了患者委员会，并不顺利，这是在医院帮助下患者自发成立的组织，不受医院约束，出现过问题，不要紧，再来过，调整后再起航。那时大家都在观望，挑战和压力特别大。可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段涛又陆续成立了住院医师委员会、护士委员会和医生委员会。理解的人后来明白了，段涛在布一个很大的局：管理想要持续运行，作为院长要学会放权，才能腾出精力思考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回顾这一段历程，段涛总结说：难的地方在于要突破，要放弃。但是当同事们真的知道你是下定决心要做了，很多问题也就不那么难了。

前阵子，央视报道的“医生回扣事件”让段涛心情特别复杂。他曾公开表示过观点，医生拿回扣肯定不对，但是面对整个医疗卫生制度设计的复杂问题，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表象和结果。“大家谈论来，谈论去最后变成了相互指责，谈的都是细节问题，所以我现在也懒得说了。”不过，他最后补充道，“无论如何，这些不能成为拿回扣的理由。所以我希望起码在我能力范围内建立信任。”

医改之路漫长曲折，医院作为场景、出口和主体，是医改的“大头”，也常常成为众矢之的。“当今的公立医院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在段涛看来：未来3-5年，公立医院将面临解构与重构。解构，但不会垮掉，不重构，则问题多多。互联网、医生自由执业、商业保险以及人工智能这四个方面决定着公立医院必须改革。这无关乎体制变革和资本来袭，而是一股真正推动医院变革的市场化力量，是根本的力量。

段涛曾在自己的公号文章中写道，当难得的休息时，他觉得对得起患者时，他会听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索性，做就做吧，至少我会对患者好一些，对医生好一些。”他说。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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