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世界亚健康人口总的比例已占到75%。关注亚健康，开展积极的预防和治疗已刻不容缓。中医学“治未病”的理论被国际上称为最先进、最超前的预防医学思想，这一理论最早由《黄帝内经》提出。对疾病以预防为主的思想和早诊断、早治疗的理念是《黄帝内经》对保健学和预后学所做的重要贡献。

《素问》中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病患已经形成，然后才去用药医治，祸乱已经铸成，然后才去想办法治理，就像口渴了才去挖井，需要量东西时才去铸造锥子，即便努力也已经晚了。所以，《黄帝内经》认为医学对疾病的干预应该在“未病”、“未乱”之前，而不是在“病已成”、“乱已成”之后，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预防疾病或保健养生。

“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中说，有知识的人所采取的保健方法，一定是顺着春夏秋冬四季的时令，适应寒暑不同的气候，调和自己的情志，不过喜过怒，不大乐大悲，能很好地适应周围的环境、调节阴阳的盛衰，使之相对平衡和稳定，这样就可以延长生命而不易衰老了。养生者在于四适：适居处、适时令、适动静、适饮食；养心者在于四心：用心、放心、清心、开心。《黄帝内经》中对医者又提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在此基础上，孙思邈提出“上工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治已病”的医者准则。“上工”和“下工”、“圣人”和“愚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预防为先的思想和理念。

“上工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已变防渐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这就要求人们不但要治病，而且要防病。防病不仅指病前保健，还指阻挡病变发展的趋势，在病变未产生之前就想好能够采用的方法，这样才能掌握疾病防治的主动权，达到“治病十全”的“上工之术”。“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因为《黄帝内经》在讨论了人体生理、病理、解剖形态等以外，更注意机体功能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认为人体各脏腑器官、精气津液等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所以其“治未病”的理论强调在病程进展至更深、更广的范围前，对可能受到影响的部位和器官补其正气，及时扼杀流窜在人体内的邪气。

除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黄帝内经》还认为对疾病的诊治应该做到早诊断、早治疗。疾病起自皮毛、肌肤，成由六腑、五脏，是一个由表及里、由轻及重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黄帝内经》对于预后判断的论述可以与希波克拉底的《预后论》相媲美。《黄帝内经》认为，可以通过观察病人的面色、症状、精神状态来判断预后；可以通过把握病人的脉象来分析预后；可以通过检查病变部位来揭示预后；可以通过探究疾病与四时阴阳的关系来推测预后等。“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疾病的预后和转归是与医疗技术的水平相对应的。《黄帝内经》运用君臣佐使等药物配伍原则和分析患者主体和疾病过程中的医学哲学原理来治病，“寒者热之，湿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

同时，《黄帝内经》讨论了误诊误治的九种认识论原因，包括问诊和体检的失当、对病人个体差异的失察、临床医生在思维方式上的缺陷等。《黄帝内经》认为，病人的经济状况、生活条件、精神状态以及病史病情等是问诊不可遗漏的内容，否则将可能导致误诊。这些问诊内容一直延续到今天，更体现了《黄帝内经》具有严谨的科学性。

中医学认为，健康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如果阴阳失衡即可产生“亚健康”状态乃至疾病。《黄帝内经》“治未病”理论对尚未发生疾病，而人体阴阳平衡已出现偏差的“亚健康”状态的防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了减少疾病和创伤的发生，人体必须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遵从“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的养生法则。同时，《黄帝内经》认为应该从自然界和机体内部寻找病邪入体、阴阳失衡发生的根源，并且疾病是可知、可防、可治的。这些科学的思想和理论是使中医发展至今的绚丽瑰宝。

（环球医学编辑：石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