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生病。生了病就要和医生打交道，医患关系就此产生。近年来，医患关系不断恶化，而在医患矛盾激化的过程中，暴力成了医患关系的一个不和谐音符：广州医生被殴重伤，浙江温岭杀医，17日齐齐哈尔又有一名医生被打死……。医患间频频发生暴力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医患关系是否积重难返？如何缓解当前的医患矛盾？

全国医患暴力冲突呈蔓延趋势 性质越来越恶劣

当前，我国医患关系极度敏感，医患暴力冲突频发，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卫生部统计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陡增70%。2012年全国共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其中死亡7人，受伤28人（其中患者及陪护人员11名、医护人员16名、保安1名），涉及北京、黑龙江等8省市。而刚刚过去的2013年，据粗略统计，全国被媒体报道的袭医案件已发生近30起。

不仅医务人员人身受到攻击、造成明显伤害的事件逐年增加，而且伤医案件的性质也越来越恶劣。以前比较多的是威胁、停尸、闹尸、打横幅，现在发展到殴打医生、甚至杀害医生的极端地步。

医患间频频发生暴力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有关专家表示，产生医患纠纷的原因复杂，既有医务人员的原因，也有病人的原因，还有社会及体制上的原因。就病人而言，他们往往对医生的期望值过高，更有极少数病人动辄以大额赔偿要挟，自认为“小闹小得，大闹大得”，让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1、医生患者沟通不畅惹祸害。苏州大学医学院老院长吴爱勤教授曾说起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乡下老农来医院求诊，问明有三个价位的号费之后，径直挂了一个最贵的，吴院长看他衣衫简朴，问其何故，老农告诉院长，挂最便宜的号不让我说话，挂中档价位的号不听我说话，只有挂最贵的号，既让我说话，也听我说话。吴院长乐了，原来我们医生常常不让别人说话，也不听病人说话。当然有统一号费的效率与效益问题，更突出的是医患之间存在严重的技术性失语。

许多病友反映，医生看病只会说三句话：“哪儿不舒服？带多少钱？自费还是公费？”除此以外，再无赘语。接下来的举动是开具一大堆的检验单或处方，整个诊疗活动就结束了。没等患者患过神来，“下一位”的高声吆喝，清楚地表达了逐客之意。一些是在挂号厅里熬了大半夜才挂上号，另一些是辗转从号贩子手中高价买的号，此时患者顿时怒气冲天，为发生重大医患纠纷埋下隐患。

2、医患纠纷责任认定是个难题。对医患纠纷的解决方式和渠道有多种，目前一种是通过诉讼、医学界鉴定等方式。因为医疗的专业性太强，不像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出现的比例比医患纠纷大得多，但责任的认定、判断比较容易。另外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公安强势界定，所以整个这种纠纷是在一个很强势部门的引导下得到处理的，而医患纠纷目前就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责任认定比较难；第二，就是纠纷发生以后没有这么一个强势的机构去引导双方、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

3、医患间信息不对称。股评人一边做股评，一边告诉你，股市有风险，责任自负。但患者找医生，有的心理却是，你肯定能给我看好病，因为你是专业的。其实不然，医学很复杂，不是万能的。

4、个别媒体的舆论误导。不少医务人员反映，个别媒体的舆论误导也是诱发医患纠纷的原因之一。有的病人向媒体投诉。个别媒体为寻求“卖点”，不加调查就进行报道，加大了医院处理医患纠纷的难度。

医患关系紧张谁是受害者？

可以说，医院、医生、患者、社会公众、社会公共利益等各方面都是受害者。因为首先是医院秩序受到了影响，医院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医院利益和医务人员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失。第二，医院是面向社会公众服务的，如果医院工作不能开展，那么住院病人和其他病人的医疗活动就不能得到保障，应该说社会公众利益也受到损害。第三，就是社会秩序受到损害。第四，对患者本人来说他也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不见得完全保证自己利益的实现。如果因为这些事件引发一些能够引起严重不良后果或者承担法律责任的事件，可能还要被追究各种各样的法律责任。有一些事件可能会涉及到被追究民事赔偿，或被追究为刑事案件。

另外在总体上它使得一些医院的工作和秩序不得不产生调整，有些医院的医务人员会为了规避自己的风险，在病人的选择医疗费用、医疗项目这方面会做出一些调整，这也可能会增加社会的医疗成本。所以暴力事件应该说对社会方方面面都是有害的。

能完全解决医患矛盾吗？

医患矛盾肯定是要存在，我们知道患者和医生的关系就是一个合同的关系，这个合同和一般的合同是不一样的，一般的合同是相对比较完全的，合同双方基本可以预料后果。但医生的职业特点和行为特点都决定了这个后果是难以预料的，所以这个合同不可能写得很完全，也就导致了医患矛盾。再有，任何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免费服务的要求，这时候的矛盾是必然会产生的。第二，目前所有的政策改革和医疗改革只能使我们的医患矛盾弱化，而不可能完全解决。因为医生和病人间的合约永远不可能完成，这是不完全合约的一种理论，因为医生的行为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能不能看好患者的病谁也搞不清楚。

随着技术的发达和新病案的出现，合同也不可能完全，那医生就永远不可能按照病人的要求来提供服务。在这种背景下他只能弱化这个问题，而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据了解，医院暴力目前是一个全球性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亚洲的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印度，还是美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医院暴力都普遍存在，并日益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而就目前来说，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种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都不能够有效地杜绝医院暴力的发生。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寄希望于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但必须对医院暴力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有清醒的认识和心理准备。那么，是不是我们就选择坦然接受呢？当然不是。

如何缓解当前的医患矛盾？

1、医院在化解医患矛盾方面应当起一个主导作用

这是一个医院管理需求问题，化解医患矛盾是医院管理的根本需求。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医院来说，或许会感觉到很悲观，一些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此时，医院管理层，包括医院的主管部门应该冷静地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患者角度、社会管理角度、政府职能角度，研究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化解矛盾。虽然不能完全杜绝矛盾，但有效缓解激化的矛盾，还是有大量工作可以做的。

首先，维护医师权益，医院责无旁贷。在美国，有着相对完善的医务人员安全保障体系。2004年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OSHA）颁布了第一版《医疗和社会服务工作者防止工作场所暴力指南》，该指南就如何建立一个安全的医疗环境，避免和防范暴力侵入，提出了几项具体规定：要求医院配置完备的自我防范设施，如医疗场所必须安装报警钮，配备手持报警器、移动通讯步话机等有效的报警系统；医院大门必须装备金属探测器，以避免有人持凶器入内；必须装备24小时监控系统；设置紧急员工避险房间，保证治疗区有备用出口；家具布置和治疗区陈设应避免妨碍员工脱困，避免设置容易刺激暴力或被利用来行凶的物品。

目前国内医院在保护医务工作者方面还处于思想启蒙阶段，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医院管理者似乎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相关部门和医院在保护医务工作者人身安全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血雨腥风的现实迫切地要求必须急行军！

其次，除了安全保障方面之外，对医务工作者医患沟通的培训也较为必要，应尽可能地减少医患冲突的诱因，比如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成立的巴林特小组，已经成立并走过了三个年头，对有效地识别和纠正医患关系中的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应该大力普及患者医疗知识

造成医患纠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要让广大民众明白，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也是一门“遗憾科学”，存在诸多未知性和风险。只有加大宣传，提高公众对健康知识的知晓率，才能正确认识、对待疾病，为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挥积极作用。

病人入院后医院要有一个危险信息的提前告知，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样有利于患者建立思想预期，也有利于患方跟医生的配合。

3、通过第三方的介入来解决

遭遇医疗纠纷，医患自行协商和解，成功几率低；卫生行政机关调解，难免会让患者一方担心会偏袒医方；走法律诉讼，则动辄要一年的等待。第三方的介入可能是一个值得尝试途径。

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协调机制，给患者一方提供了表达诉求的制度平台。独立于医疗机构之外的第三方协调机制，在医患之间建立了缓冲地带，避免了医患矛盾激化升级，在公平公正方面也易得到社会认同。而且通过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为调处医患纠纷提供公益性服务，还能使医患矛盾解决方式更加柔和。作为一个专门的公益运作机构，也有利于降低患者维权成本，提高医患纠纷处理效率。

4、“医院暴力零容忍”

据了解，在英国NHS作为医务人员最大的雇主，面对医院暴力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我们需要他们感到有价值和被赞赏。即使在困难时刻，他们也会为你们尽最大努力，所以请给他们尊重和尊严。不容忍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不希望他们受到任何形式、任何途径的语言辱骂、威胁、攻击。”

倡议者余可谊医生表示，“为什么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台湾都有医院‘暴力零容忍运动’，但大陆没有？是因为他们暴力更加多发吗？显然不是，是因为法治国家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暴力，人与人是平等的。实际上这些地方医生受袭几率远低于我国。”

他还认为，“零容忍首先是一种态度，医务人员有正当权利，扞卫自身尊严，而医院作为雇主，有义务扞卫员工人身安全；其次，社会公众支持‘医院暴力零容忍’的前提是医务人员尽心、尽力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两者是一种平等、对等关系！”

5、呼唤尊重和相信法律

据了解，在中国香港，鲜有医院暴力事件发生。对此，一位香港儿科医生表示，在香港由于大家比较相信法律，如果在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协调下医患纠纷没能解决会交法院审判，双方一般都很认可判决结果。而在国内，许多医患纠纷升级为暴力事件的原因在于患者或其家属不相信法律，认为医疗事故鉴定不够客观，法院可能偏袒医院或医生，再加上法律意识淡薄和医院一般会花钱息事宁人的惯例，助长了医闹的气焰，也使得许多普通的医患纠纷升级为暴力伤医事件。

因此，呼唤社会尊重和相信法律，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将有助于医患纠纷控制在非暴力范围内，降低医院暴力的发生率。

6、呼唤尊医文化

我国《医师法》明确规定：全社会都应尊重医师。然而在医院暴力频繁发生的今日，被尊重已经成为了医务工作者的一种奢望。重建尊医文化，让医生与患者回归到相互信任与尊重的状态，虽然目前看上去还有些遥不可及，但却是我国医患关系曾经有过，未来也必须建立的唯一正确的关系状态。

当然尊重是相互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医生也要倡导对待病人如对待自己家人一样。信任与尊重是双方慢慢赢得的。前提是医患有互相选择的自由。　　

医患关系恶化可以说是长期以来积怨已久的产物，当然想要解决也并非一日之功。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矛盾，重塑医患信任，是一项系统工程。但只要各方都能重视起来，共同努力，医患关系就没有理由不向好转的方向发展。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