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有一位医生叫阿奇・科克伦。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军服役，曾被德军俘虏。在德军战俘营里，有一位患胸膜炎的苏联士兵，在不停地叫喊。一开始，科克伦认为可能是胸膜炎难忍的疼痛使这位士兵哭叫。那时，战俘营里连一片止痛药都没有。这可急坏了科克伦！如果你是科克伦，你会怎么做？

就在绝望和无奈中，科克伦本能地坐到士兵的床上，把他搂在怀里，轻轻地安抚他。于是，奇迹发生了。这位士兵立刻停止了叫喊，直到数小时后平静地死去。看来这位士兵叫喊，不仅是因为躯体的痛苦，还由于孤独和精神上的折磨。

人文关怀在医学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现代的很长一段时间，技术激进主义充斥着整个医疗界，疯狂地追求技术进步。这几年，人文医学才逐渐较多的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据此，很多人认为，人文医学是近现代出现的新生事物。大错特错！在上诉提到的英国年轻医生之前，遥远的远古时代，巫师已经开始了人文关怀。

14世纪，著名的法国外科医生肖利亚克曾哀叹：“医生是极为可悲的，在疾病面前无能为力……”可见，那时医生并无真正的治病本事。那是的所谓医生，其实更像巫师，主要依赖“巫术”治病，通过说谎话对病人进行心理安慰。直到20世纪，疫苗、止痛剂、麻醉术、抗生素和外科手术出现，才让人们真正了解到医学是有科学性的，并不是依靠“巫术”就能解决。此后，我们就笃信药物和手术刀的力量，经常忽视了病人的心理需要。

与此同时，随着医学的发展，开始与经济利益扯上干细，人文关怀常须给利益让路。早在100年以前，医生基本承担着几乎所有医药工作，包括“制药”、诊断和治疗等。而现如今，从生病到看病再到治疗，中间环节和参与人数不计其数，医患关系已变得十分复杂。一个药，从研究、设计、合成、制剂、评估、审批、上市、运输、储存、开方、配药等等，每个环节都需要额外劳动，都产生额外费用，药物已变成昂贵的商品。诊断和治疗器械也是如此。当医生面对利益诱惑时，我们不禁想着：能做到克己复礼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谁还能再想到人文关怀？

另外，对于疾病的探索欲和征服欲，有时也会让医生迷失，缺少对生命的敬畏。

就这样，人文关怀慢慢被大家所忽视。

但人文关怀并非就是可有可无，自古以来，“软硬兼施”就一直是医者治病的方法。软手段就是“巫术”中的人文关怀，是医者在实施硬手段的过程中给病人带来的心理暗示和希望。硬手段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梆梆的医治方法，如药物和手术等。即使硬手段是无效的，心理暗示对很多疾病来说，也有着神奇的功效。

此外，在医学技术发达的现代，人文关怀的力量也能以被技术取代。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先生，深谙医生的关爱、鼓励和信念对患者疾病的重要性，但也曾吃过“太耿直”的亏。

韩启德院士幼年的经历，让他比别人更早体会到了人文医学的重要性。曾在10岁时，其得了猩红热，两周后继发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积液，住进一家小的私立医院，昏迷3天后救了过来。治疗期间，除最严重时用过几天青霉素外，没有其他什么治疗，但护理却十分周到，绝对卧床，连饭都由护士喂到嘴里。

韩启德后来说：“护士们都很喜欢我，一有空就轮着来给我讲故事。如今，6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张病床，那间病房，窗外的那几棵大松树。在那里，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父母和家庭以外的温情。护士们长什么样，我很快忘记了，但她们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片柔软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特别的美——爱的美丽。”从此，韩启德明白了医护的人文关怀对患者的重要性。

后来韩启德学了医，1962年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6年制。在学习完3年基础课后，因遭遇“四清运动”和“文革”，屡次中断学习，最后在中山医院大内科，副主任仅用4节课的时间讲完内科学总论，就算结了业，分配去门诊实习，开始给患者看病。第一次坐诊，花费大量时间没看出个所以然，家属却感激涕零。

那是一位16岁的农村女孩，主诉长期阵发性腹痛。韩启德按照课本里的要求，望触叩听，从头到脚做了全套生理检查，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韩启德只好把患者带到老师跟前，老师摸了一下患者肚子，马上做出了肠道蛔虫症的诊断。

韩启德感觉很惭愧，但带女孩来看病的老伯伯临别时却对他千恩万谢，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医生能为病人检查得这么仔细这么认真。韩启德说：“50年过去，那位老伯伯的笑脸和他真挚的谢意，依然留在我的心里，使我懂得医生的态度也是可以治病的。”

当然，年轻时的韩启德也是一个耿直boy，吃了不少“实话实说”的亏。1968年底，韩启德被分配到陕西农村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患者问的最多的就是“大夫，我的病您治过吗？”“大夫，我的病您能治好吗？”刚开始，韩启德回答常常是“我没有治过”“我不能保证能治好，但你吃我的药试试看。”结果，不少奔着“上海医生”来的患者不再找韩启德看病。

而韩启德同事中有一位老医生，仅在旧国民党部队当过几天卫生员，却常常身边围满了患者。他总是鼓励安慰患者，给患者信息，比如“病人心脏有5级杂音，注射葡萄糖加维C应该就能治好，效果很棒”。慢慢地韩启德懂得了，患者需要的不仅是医术，还需要来自医生的信心和安慰，给患者正面的响应并非欺骗，会说话才是一门艺术。

后来，韩启德得到乡村父老的信任。病治好了，患者感激他；病没治好，患者说“韩先生都看过了，也就这样了”。那时候，韩启德的宿舍窗台上总会看到几个用手绢包的鸡蛋或白面锅盔。“为他人做好事，获得感情上的回报，获得人们的好口碑，就是幸福”韩启德说。

从韩先生的故事可以看出，无论在任何时候给予患者安慰和信心与专业技术一样都十分重要。

现如今，医生们在治病时，往往会先看到病，重视病，最后才会看到患者作为人的本身。甚至在危及生命的时刻，医生直接会把患者当作一个无心理感受的动物来对待，有人会说：“在生死面前还要什么尊严和面子？保住命才是第一位。”但其实，无论任何时候，医生是给人治病，首先是人，才是病。人和病是一体的，医生不能抛却人的身份，只看病。如果这样和修理机器有什么区别呢？还谈人文关怀。所以，请记住：医生是看病的，但是是给人看病的。有大家风范的医生都是既重视人又重视病。

爱德华・特鲁多医生曾说过一句话——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它生动描述了，在那个医生倍受尊敬和爱戴的年代里，在还没有抗生素的年代里，医生们以人为本，给予患者的诚挚的医疗和关怀。它也告诉我们为何过去医患关系如此和谐。这句话实实在在地诠释了作为医者应有的善良和爱心，应秉持的初心，不失为每一个医生的座右铭。

（环球医学编辑：徐钰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