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医生，从医71年，离休后坐诊近40年。直到身体条件不允许，她索性把诊疗室搬回了家。她说：“只要我能干一天就多干一天，身为医生我有义务为患者看病。”她还说：“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诚实才是上策），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不可骗人，更不能欺负他人。”如今，95岁的她走了，遗体和角膜都已捐赠。她就是吴合医生。

人生充实且精彩 往事叱咤风云

吴合老人的人生充实而精彩。她1924年出生于河北，从小在上海长大，父亲是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留美的医学专家，一生崇尚治病救人，吴合在书香家庭长大，从小父亲就给她看居里夫人传记，被教育要善良、独立、诚实、质朴，对家里常年上门求医的患者心怀尊重。

1945年6月，20岁出头的吴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任上海医学院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和许多爱国进步青年一样，她组织读书会，发动上海医学院“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是出了名的“学生领袖”，也是国民党搜捕黑名单的常客。1948年8月，为了保护她的人身安全，党组织把刚从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部）毕业的吴合安排到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后方医院工作。阵地虽转移了，她的工作热情却丝毫不减。浙东游击队后方医院修建在深山竹林里，靠近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敌人封锁很严，医药用品控制特别紧。有一次，吴合正在为伤员处理背部溃烂的伤口时，伤员连声破口大骂：“你要我死啊？！”旁边的伤员忍不住说了一句：“人家在给你治疗，你怎么骂人？”这时吴合却面带笑容对伤员说：“骂吧，如果能减轻你的痛苦，你就骂吧！”她回过头来向旁边的伤员解释说：“我们的药品很缺，只能用盐水洗伤口，那是很痛很痛的，骂人是人的本能反应，可以减少痛苦。”当时的一名伤员陈渭富回忆说：“每当我学习《纪念白求恩》时，眼前就浮起了她（吴合）的身影。”“白求恩式好医生”的美誉成了吴合峥嵘岁月里的最美军功章。

1954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吴合转至陕西省友谊医院，并在该院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家变态反应科。多次荣获“医德奖”“模范共产党员”。2016年4月，吴合当选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超期服役者”把诊疗室搬回家

“医生最重要的标准——当个好人”“只要让看病，不给工资也行”……这些话都是吴合老人说的。

1979年，55岁的她光荣离休，但医院和患者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工作和病人，于是主动要求“超期服役”。医院返聘了她。这一坐，又是30多年，用吴合自己的话说：“看病救人才是我的生活。”最后几年，吴合身体健康发出警报。院领导担心她不能承担这种高强度工作，多次劝说老人在家颐养天年。但吴合表示，看病救人是自己生活的重大意义。实在没辙，2014年，该院领导“通牒”不给返聘工资了，其实也就几百元钱。但吴合从来没把工资放在心上，她说：“不给钱没关系，只要让我看病就行。”2015年10月，因为不慎伤到腰膝无法下楼，她干脆改在家里出诊，由女儿朱建平在一旁帮忙。

能省点就省点 用最便宜的药治好病

“母亲主要从事内科和过敏性免疫变态病的治疗，每次看病，都先让患者读书。”朱建平说吴合努力用最便宜的药、最简单的治疗方法将病人治好，患者一般吃一个月的药才花五六十元钱。

“看病先念书？”从河南慕名来求医的李莉犯起了嘀咕。吴合医生仔细问了病情后，没有马上给出诊断，而是拿出一本书让李莉大声念。念着念着，李莉发现书里讲的就是自己的病情，顿时恍然大悟：“吴老是想让我从书中明白病因，治疗的同时学会如何预防啊。”这是吴合以多年临床经验编写的一本关于免疫治疗的小册子，她还根据病人的不同病情在里面特意做了标记。用吴合自己的话说：“病人了解自己的病因、病情，对自觉治疗很有帮助。”这样一来，虽然看完一位患者会花掉吴合几十分钟，却避免了病人过度求医的后续麻烦。

“姥姥就没有晚年，她根本闲不住，一辈子唯一的爱好就是看病。”外孙女孙雅楠说，姥姥平常就是看病，或者整理患者资料，还有一些写书的资料，个人生活极其简朴。

把一切回馈给社会

1993年，吴合在报纸上看到希望工程救助失学儿童的报道，深受感动，便找到陕西团省委希望工程办公室。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联系上陕西柞水县一名面临失学的儿童，并当场捐款300元。从此，资助孩子成了老人的“常规动作”。

吴合有一本保存了20多年的特殊“账簿”，记录了她捐资助学的点滴。翻开来看，里面夹满了她从1993年至今给希望工程、盲童金钥匙行动、春蕾工程及贫困地区学生捐款的证书。资助者的一封封来信，也被老人细心地夹在册子里。

“你知道姥姥给我的结婚礼物是什么吗？是一份给贫困学生的捐助，当时婚宴上大家都给姥姥鼓掌。”孙雅楠说，当时是2008年，婚宴上姥姥说不给红包，送给她几个贫困学生的捐助，以后还会以她的名字继续捐助更多的学生，当时全场都为这样特别的姥姥点赞欢呼，她觉得骄傲极了。后来，姥姥给几个孙子外孙女都分有贫困学生名额，姥姥自己出钱，名誉留给孩子们。在姥姥资助下得以正常读书的贫困学生有七八十个人，资助金额近7万元，送到家里的感谢信有几大袋子。

另一个外孙女尚思是从温哥华赶回来的，她在当地是一名护士，她陪伴了姥姥最后在医院的时光。尚思说：“遇到难治的病人，姥姥会反复钻研，正是这种对医学的热爱，对患者的关心，将我也带入了医学领域。有这样的姥姥真的很幸运。”

遗体和角膜都已捐赠

早在2001年，老人就亲自填写了遗体捐献申请，并立下遗嘱：“自愿捐献遗体、眼角膜，不要送花圈，可将准备买花圈的费用捐助失学儿童上学用。不要买寿衣，一切从简。”2016年，吴合3次献血，一次献骨髓……她将自己的一切回馈给社会。“人的价值，在于给予了世界多少。只要社会需要、病人需要、孩子需要，都尽力去做。”

朱建平说，母亲去世后，全家人在病床前鞠躬，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也赶来，大家一起简单地告别，随后空军军医大学就派救护车将遗体带走，捐献了眼角膜，大学和眼库都送来了荣誉证书。不设灵堂、不摆花圈，全家人聚在一起，分享母亲传承给家庭的敬业精神、对医学的热爱，以及善良、快乐的人生态度。

“无论时代怎么变，好医生的衡量标准不会变，那就是有仁心、懂仁术。我一直努力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当一个好医生。”吴合的话，时刻萦绕在我们耳边。她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