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时发生的“医闹”及伤医、辱医事件，我们不禁思考：医师该如何用医疗法律维护自身权利？

医师权利为何得不到有效维护？

当前医疗纠纷形势异常严峻，医师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维护，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但医疗机构不重视医疗法律的现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经常听到医疗机构管理人员讲，如果患方真讲法律，遇到医疗纠纷走法律程序解决，医疗机构及其医师的权利就有保障了，医疗机构的诊疗秩序就好了。果真如此吗？据一位专门为患者打官司的律师说，发生医疗纠纷后，不管是来文的，还是来武的，医院都不是患者的对手。来武的，就是“医闹”，在当前的维稳要求和维稳压力之下，医院自然无法应对；来文的，即走法律程序，结果医院在法庭上提交的病历等证据材料，由于不符合相关法律规范的要求，所以最终法院仍然会判医院败诉。这位律师的说法是符合现实情况的。的确，在诉讼程序之下，医疗机构也难以应对患方的维权诉讼。

针对这种现象，当前医院及其医务人员的维权，更重要的是医院应当重视法律，用法律手段来实施医院管理，医务人员依照法律及诊疗规范的要求来实施医疗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医师维权就显得现实而轻松了。

医师到底有什么权利？

在法律层面上的医师权利，来自于《执业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医师享有医疗权、医疗执业保障权、学术权、受继续教育权、人身权、获得劳动报酬权、民主权等7项权利。但是，这些权利是笼统而含混的，有的不属于医师在医疗执业上的专有权利，有的是宏观层面的抽象权利。比如《执业医师法》第22条第1款第1项规定，医师享有“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置、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方案”权利，这到底是医疗权还是医疗执业权，并不明确。如果是医疗权，那么医师是否可以放弃这项权利，即在接诊患者的过程中，拒绝对某一特定的患者诊治，或者在医疗过程中，不去选择合理的医疗方案。这显然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认为，这项权利应当是医疗执业选择权，即获得医疗执业资格的医师有权选择行医或者不行医，但是如果他一经注册选择行医，就必须要执行诊疗方面的规范和要求。所以，他只有在是否执业上享有选择权。显然，立法表述出现了错误。再比如《执业医师法》第2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医师享有“对所在机构的医疗、预防、保健工作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依法参与所在机构的民主管理”权利，但是医师参与民主管理的范围如何确定，在现实中如何保障、如何现实，这都是问题。显然法律规定得过分宏观、模糊。

由于《执业医师法》对医师的权利规定得抽象而模糊，因此，我们今天讨论医师的维权就显得内涵和外延都极不清晰，我们到底要维护医师的什么权利？要讨论医师维权，应当对医师权利进行深入分析。

医师的权利结构应当包含三个方面：（1）一般权利，医师首先是人，是一国的公民，因而医师作为公民应当享有公民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宪法层面的人权，《执业医师法》第22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人身权即是此类权利；（2）劳动者的一般权利，医师作为劳动者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执业医师法》第22条第1款第6项规定的获得劳动报酬权即是此类权利；（3）医师执业的权利，应当是与医师执业活动相关的权利，在《执业医师法》中体现为医疗执业权、医疗执业保障权、学术权、受继续教育权等。

医师如何进行权利维护？

在《执业医师法》规定的这7项权利中，医师维权只能维护医师的医疗执业权、人身权，其他权利由于抽象、模糊而难以维护。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医师维权，实际上是维护广义上的医师权利。

纵观医师的权利体系，其实《执业医师法》规定的7项权利中对医师权利的三个层次都有涉及，而结合当前医患紧张关系以及最近几年医疗机构内发生的医师、护士被辱骂、殴打、刺杀等恶性案件，我们更多地在维护医师的基本人权，而并非医疗执业的专有权利。作为人权是每一个公民甚至非本国公民都享有的基本权利，现如今我们在讨论医师维权时，却是在维护医师的这些基本人权，甚至在《执业医师法》、《侵权责任法》对医师人权的保护还大加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今天中国的悲哀。

对医师维权的前提是医疗机构必须依法治理医院，依照法律规定开展医疗管理，医务人员必须要依法行医，在医疗活动中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则及诊疗规范、操作规程、技术指南的规定和要求，只有在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活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实施医师权利维护。

如今，中国医师协会带了个好头，聘请专业律师作为医师的维权律师。这将向医疗机构昭示，对医师权利的维护路径，借助专业人士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让律师的专业服务贯穿于医疗机构的日常管理、日常医疗活动以及发生法律纠纷的处理过程之中。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