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到医院看病引发医疗纠纷，如何在能保证患者、医院双方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缓解医患矛盾？“三调解一保险”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和模式或将成为主流。

数据显示，我国共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3396个，人民调解员2.5万多人。55%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了政府财政支持。2013年，全国共调解医疗纠纷6.3万件，调解成功率达88%。实践证明，人民调解在妥善化解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主要模式。

日前，全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在天津召开，中央高层推动卫生部门和司法部门合力建设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在会议中，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要求，积极构建以人民调解为主体，院内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有机结合、相互衔接的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调解一保险”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体系。这意味着，“三调解一保险”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和模式或将成为主流。

在李斌提到的“三调解一保险”的制度设计中，保险普遍指的是医疗责任险（以下简称“医责险”），也就是将医疗责任保险与人民调解结合起来。这种模式是在过去近10年探索中，形成的三种医疗纠纷调解模式之一，宁波市、天津市、北京市以及海南省都采用了上述模式。

2008年3月，宁波市建立了医疗纠纷保险理赔处理机制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国内4家保险公司组成了医疗纠纷保险理赔处理中心，以医疗机构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处理医疗纠纷，与人民调解有机结合；事件处理坚持理赔协商为先，人民调解为后的原则。如果理赔协商不成，再由人民调解作必要补充，理赔协商后的调解协议由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以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此后，在2009年及2011年，天津与北京相继开展了将医疗责任保险与人民调解相结合的模式。不过，目前医责险在中国走得并不顺利。保监会官员对媒体透露，2013年全国医责险收入共15.7亿，已决赔偿约10亿，未决赔偿约7亿。

对此，有些地方如深圳已开始探索强制性的医疗执业责任险（以下简称“医强险”），类似于汽车的“交强险”。从险种设计来看，“医强险”则更像医责险的升级版。

据了解，深圳“医强险”分为两部分：一是医疗机构的执业责任保险，保的是因医院管理过失责任造成的医疗损害，保费从医院医疗风险基金中划拨；二是医生执业责任保险，保的是因医师诊疗过失造成的医疗损害责任，保费出资采取医疗机构和医生各出一部分的形式。中国医师协会和深圳医师协会将作为深圳“医强险”的共同投保人，深圳全市医院和三万多名执业医师共同参保。

除了医疗责任保险与人民调解相结合的主流模式，还有其余两种探索模式。

一种是人民调解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并没有参与进来。2009年3月，邵东县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该县司法局牵头成立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县卫生局牵头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医疗纠纷技术判定小组，负责对医疗纠纷做出技术判定。县公安局成立医疗纠纷处置中队，负责处置因医患纠纷引发的各类治安案件。

另一种是专业组织调解。2005年12月，济宁市成立了医患维权协会，整合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将医疗事故鉴定、司法鉴定等责任认定机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和协会有机衔接，提供多元化一站式便捷服务。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郑雪倩曾指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作为一种非诉讼解决方式，相比其他方式具有程序启动灵活、过程相对平和、成本低、保密、双赢等优点。从各地调研情况来看，第三方调解在医疗纠纷解决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她指出，在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中，应当关注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中立性，注重制度建设，解决资金来源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社会认知程度。

据了解，医疗纠纷调解工作机制建立之前，解决医疗纠纷通常有三种途径：“私了”，即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官了”，即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解决；“官司了”，即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的成功率很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后，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在医患双方平等自愿的原则下受理医疗纠纷。先查清事实，再分清责任，然后依法确定理赔数额，既保证了患方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也能获得合理赔偿，也保证了医方在无过错情况下不予赔偿。而在引入第三方调解的同时，建立保险理赔机制，保险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方提前介入医疗纠纷调解，加强了调解工作与保险理赔有机衔接。这种机制对于调解医疗纠纷是十分有益的。

希望全国各地尽早建立“三调解一保险”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