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儿科医生，既要扮演医生的角色，又要扮演患者家长的角色，对医患关系的体会比较深刻。由于中国对输液和抗生素十分推崇，且家长希望快速解除孩子病痛的心情，因此医生处于迁就患者又自保的压力，让医患关系变得复杂。

意见不同，听谁的？

患者家属与医生在治疗方面存在分歧，医生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裴洪岗是深圳一家三甲医院的小儿外科副主任医生，同时也是孩子的父亲。女儿还不满1岁，第一次高烧，全家人着急得团团转，凭着多年经验，他见孩子除了流点鼻涕外没有其他症状，听听肺部看看喉咙也无异常，判断是病毒感染，嘱咐家人多给孩子喂些水，体温太高时就给她喝点布洛芬颗粒。

但是，他的妻子和岳母就坐不住了。他的妻子是超声科医生，希望孩子这时赶快去看医生，而他的岳母是退休中医，想要去医院给孩子打针。到底听谁的？最终，裴洪岗妥协，领孩子去医院看医生，看了血常规检验结果，内科医生的诊断还是病毒感染，并说发烧有个过程，继续观察就好。于是，家人安宁了一天。

到了发烧的第4天和第5天，家人又闹腾起来，要去看医生，所幸，第5天的中午孩子的体温降了下来。

这件事让裴洪岗想了很多。“一家人的愿望肯定都是希望孩子好，本该信任无间，但由于对疾病的认识和判断存在差异，还是产生了分歧矛盾。试想，如果我不是孩子的父亲而是别的医生，她们会怎么看待这个医生？面对她们的质疑，这个医生还会这样坚持原则吗？”

迷信输液和抗生素

目前，人们对输液和抗生素还是非常迷信，以为吃消炎，输液包治百病，且药到病除。裴洪岗另一次应对孩子发烧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

又一年春节，裴洪岗的女儿跟着妻子回老家，发烧迅速烧到40.2摄氏度。这是女儿第一次不在自己身边时生病，他心急如焚，想到孩子走前已有些呼吸道感染症状，现在又叫耳朵疼，他赶忙联系当地儿童医院的同学找到一位内科主任诊治。医生诊断为化脓性扁桃体发炎，建议打针并开了头孢噻肟钠（第三代头孢菌素，抗菌谱广）。

裴洪岗认为直接给孩子注射头孢三代针剂有些过了。他采纳了这位小儿内科主任的诊断，但没有用她开的药，让孩子吃了两天阿莫西林，烧退了。

在当下的医患关系中，这种用药思路值得理解。很多家长到医院就是要求立马解决孩子的病痛，不然就要问责医生，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更强力的广谱药物，选择起效更快的静脉给药，短期效果又快又好，病人欢喜，医生说不定还能获利，于是皆大欢喜。

现实当中，医生如果坚持不给患者开此类药物，会不会被家长认为不负责任？大年初二，就在裴洪岗成功用几粒阿莫西林给女儿退烧后不久，他的一位年轻同事因坚持认为不必给一个因病毒感染而发烧的1岁小孩输液，被孩子的父亲一拳击中面部。

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意大利儿科专家彼路易·切奇博士曾说，“你们习惯打吊针，好让发烧的孩子体温降下来，那是靠药物强制性降体温，对孩子病情的恢复没有积极的意义”。

这种对输液和抗生素的迷信始自何时？上述专家当时说，认为输液要比口服的药物药效发生得更快，这是家长的问题。裴洪岗反思了问题的另一面：中国如今成为“输液大国”和“抗生素大国”，医疗界可能也有问题。

但是，认为孩子发烧就不应该用抗生素，不需要打针输液，而应该在家观察，等待孩子自身免疫系统的抵抗。这却属于“过度解读”，也是要不得的。

神化或妖魔化，都不是科学的态度。裴洪岗认为，对待输液和抗生素，不应排斥，但前提是“合理”，如果病情需要，只要利大于弊，会毫不犹豫地使用。

医患之间应该多交流

利与弊，病与疗，这些矛盾与辩证的理念无时无刻不在医疗中体现，但当下的医患关系，却已经超出了对科学适度医疗的考量。当患者就医时从怀疑医疗水平演变为猜疑医疗动机，当医生诊治时从追求药到病除异化为企求“药到祸除”，要保护孩子们远离那些不该吃的药、不该输的液，该有多么困难？

12年前，彼路易·切奇医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医生和家长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情讲得很清楚，医生要多和家长交流，教育家长如何看待孩子的病，同时向家长普及医疗卫生常识，这要花一定的时间。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