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医院是媒体报道的兴趣点之一，每天都有大量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医者仁心、抢救及时、手术精湛这样的报道自然是皆大欢喜，但是遇到医疗事件的报道，媒体和医生之间的距离就会拉得很远，媒体似乎放大了“窥探”的视角，医生也认为是媒体误解了自己，事实真是这样吗？不妨来听听一个多年从事热线新闻工作的媒体人的看法。

媒体人眼中的医生：不好打交道

在监督和协调社会关系的媒体人眼中，医生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医生、医院在医疗事件报道中究竟表现如何？

一位从事媒体行业十多年的记者从他的工作经历中总结出：医生是一个极为难打交道的群体，因为医生总有一种天然的心理优势：我懂的比你多。记者报道医生时只是把医生当成一个信源，而医生把记者当成了一个需要遵医嘱的病人。正是这种心理优势让记者与医生之间产生对话错位。

但是，对于这一点，很多医生并不理解，记者采访时需要通过不同信源来获取信息，厘清事实，但是实际上，记者在第一时间获得的信源大都来自于患者，医生和医院总是迟迟不肯露面，直到记者一再打探追问。此外，医生的心理优势让他们觉得自己说的就是真的，不容置疑，这从说话的态度上就给记者一种不好打交道印象。

小记者面对大医生的心理偏差

当一件医疗事件发生后，它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在第一时间里，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大多带有先入为主的色彩，媒体可能会马上质疑、指责医院的责任，而对痛哭流涕，甚至有过激行为的患者家属同情和包容。这样的报道不是掺杂感情、远离真相，有失偏颇吗？

的确如此，但是需要说明是，这样的情况与小记者面对大医生产生的心理偏差有关。众所周知，读医科所花的时间要比新闻系长的多，医学老专家有的是，而干记者这一行的却都是不足30岁的年轻人，以至于当小记者来面对大医生时会产生心理偏差。

这个年龄阶段的记者通常对新闻有着无比激昂的热情，对人间不平事有着强烈愤慨。所以，当一边是痛哭流涕、刚刚失去亲人或者造成残疾，或者没钱治病的患者，而另一边是面带怒色甚至冷漠的医生，或者干脆就是一问三不知的宣传干事，充满热情而欠缺社会经验的小记者往往会陷入同情弱者的死穴。至少，从一个主动向你诉说的家属那里获得的信息和看点显然比那个不爱说话的医生多得多。而且时间长了，这样的情况会让记者对于医生这个行业产生一种自以为是、抗拒采访、不容置疑的印象。久而久之，医生成了媒体眼中的魔鬼，稍有放纵就会作恶；媒体成了医生心里的梦魇，稍不注意就被曝光。医生越是强调自身工作的高尚，媒体就越有批评指摘的冲动；媒体越是标榜自身的公正，医生就越有不被理解的感慨。

记者要的“发声”医生给不了

记者要的到底是什么？医生为什么会被误解？

在医疗事件的报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当一件医疗纠纷发生的时候，记者往往是先听了患者或患者家属一方的介绍，很少没遇到医生主动找媒体介绍医疗纠纷的情形，然后记者再去找医生。在经过各种等待、推卸、搪塞之后，记者终于见到了一个医生或者医院负责人。而经过几个周转之后，对方的表现无非有两种：要么义愤填膺地斥责患者没事找事，要么神情暧昧地要求记者不要多问甚至不要报道。

不可否认，一些媒体在报道时是为了博人眼球，或者恶意炒作，但是，媒体的天职是替公众监督社会，让公众见到事实的真相。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部分信源被掩盖了，我们听不到医生和医院的声音。

大多数医疗机构面对记者时表现出一种回避、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的态度，而面对记者的时候又说“不便回应”，公众当然可以指责最后的报道呈现出的偏颇，但是医院这种态度难免给人一种“理亏胆虚”的感觉。或者，有的医院会以一种很中国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托关系找人把稿子“和谐”掉。因为医生通过病人构建的社会关系网其实是非常庞大的，而一些医院自己的行政级别也不低，院长可能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要人。

医院的这种处理方式不止是在掩盖真相，还会让记者有一种“委屈”的感觉，奔波了一天甚至几天的采访就这样成为无用功，这样的伤害和不甘心的心理恐怕是一些医生难以理解的。医院是个难采访的单位，医生是个不好报道的群体，这样的这种心理准备反而会激发年轻记者的“攻坚”意识。

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医生们来说很不幸的是，医疗问题正好是浅滩暗礁的一种。社会转型、医疗体制改革中的弊端暴露，对于种种问题的揭露报道是媒体的天职。这项工作按理说应该是可以促进医疗改革，并且通过淘汰不良医生而让好的医生生活的更好的。

但由于我国体制改革的迟缓，这种对问题解决的推动成了一种拉锯，使得公众和媒体更多地将问题关注到了对个案监督的报道上，事实上这种报道也相对容易。社会现实造成医院、媒体之间鸿沟几乎在许多记者身上发生。但是年轻的记者并不具备从每一次报道中都提升到制度层面思考的能力，而频繁的思考制度问题同时也给媒体带来了风险。

其实，媒体与医生没有谁对对不对，谁好不好。面对社会和体制，媒体和医生一样没有改变的能力。但是，媒体有责任让社会的进步，然而，我们期待的改革似乎还在隔岸观火。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