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0月25日浙江温岭医生被病人刺死事件的发生，有关我国医护人员的尊严与安全问题上升到微博与新闻的热点位置。

47岁的王云杰医生在逝世当天，他女儿还差一天就满18岁了。当天，有精神病前科的病患连恩青拿出榔头击向王医生的头部，随后手持匕首，向医生前胸刺了七刀。

一个变化正在悄悄发生：在温岭事件后，我国的医生与医护人员决心改变沉默的习惯，开始发声了。他们不发声也不行了。虽然“感谢病人及家属不杀之恩”是夸张了，但是医护人员安全亮红灯并非玩笑话。

今年以来20件经媒体曝光的伤医事件（其中10月就有7起）叫人触目惊心：女医生出诊被病患丈夫砍死；护士长被产妇家属打成重伤；儿科医生被患儿家长打致脑震荡；温岭医院的一死二伤只是最新案例。

谈到医疗服务，许多民众一肚子不满——医生护士拿红包，进行了大堆费钱的检查却治不好病，态度冷漠等等。但调查数字又说明，医护人员也是满腹委屈。收入固然不错，但工作强度与压力都极大。根据中国医师协会在2002年至2011年间做过的四次调查，不愿意子女报考医学院校的医生家长，从占53.96%上升到78.01%。人们说，社会不公造就了仇官、仇富、仇警、仇医、仇师的社会情绪，却没见当官的、或有钱人不希望子女成为“官二代”、 “富二代”，可见医生的处境并非那么如意。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被殴打受伤的医务人员超过一万人。

社会舆论往往把医护人员遭遇暴力的原因指向“医患矛盾”，温岭杀医的后续讨论也都围绕着“医患矛盾”。这话固然没错，但是古今中外任何冲突不都是因为双方有矛盾吗？这种解释的意义不大，而且似有替施暴者开脱之嫌。

医患矛盾尖锐化的原因何在？原因千头万绪，可能包括医德下滑、医生收红包、市场经济下医患关系成了缺少人情味的商业交易，也可能包括医学教学问题，但总体而言还是投入不够与管理不够科学、精细。

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去年9月在公开发言中说，中国的卫生费用占GDP比重仅为5.1%，即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8.1%），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6.2%）。与此同时，中国的医院能够不断扩建、持续引进先进仪器，靠的就是市场的机制，“以药养医”来补贴医疗体系与医护人员支出。而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全心全力谋发展”，也有赖于将部分公共服务：住房、教育、医疗推向市场，让人民各显神通去解决。医改与医保安全网建设虽已起步，但显然还很不够。

医患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最需要互信、又最脆弱的关系。曾经救死扶伤、备受尊崇的医生职业，成了备受诟病的“高危行业”，这是前一阶段过度重视经济建设、忽视社会建设造成的代价。而在另一方面，因为法治不彰与法治公信力不足，弱势者出现“权力焦虑症”：公权力强悍，但遇到有人闹事却可能理不直、气不壮，加上舆论有时对暴民行为表示同情，这都是社会暴戾之气上扬的原因。

数百名温岭医护人员上街游行是一个有力信号。当医生需要被当成烈士申报，这很荒谬也很可怜。这是体制机制与社会都出了毛病。人的病，医生治，社会的病呢？只能是大家集体自救。走出困境的方法，在于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在于改革，也在于政府与民众毫不含糊、不带条件地强调暴力绝不能容忍，执行私法绝不能接受！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