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医生职业体面，收入颇丰，但是您真的了解医生吗？从一名毕业生到某专科的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需要经历怎样的成长？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除了在诊室、在手术室、在病房，还需要付出多少努力？而在当前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下，中国的医生在面对职业本身挑战的同时，还要承受外来的压力与控诉。这些有人想过吗？有人想知道吗？

中国医生的成长之路

目前中国的医学学生学制一般分为5年（本科）、7年（本硕连读）和8年（本硕博连读），而每个医学学生在毕业前要首先通过教学医院48周的实习，之后进入医院进行毕业后实习。而后至少要经历两年的考核期晋升为住院医师，开始漫长的职业生涯。临床、科研两不误才有机会获得晋升，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要成为主任医师需要千辛万苦的成长。特别是许多三甲医院，在招收时就只招博士。

中国医生的难以承受之重

在西方，医学家常常这样阐释医学：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而在当前的中国，大多数医生更多的则是做着“短暂来诊治”的工作。

许多患者抱怨医生的“流水式看病”，可是中国医生也有自己的苦衷。

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著名肺移植专家陈静瑜曾表示：“我自认动作麻利，应对病人快速，可很多时候真感觉都应付不过来了。就拿我来说，一上午要看近60个胸科门诊病人，要仔细阅读每个病人的胸片CT，生怕误诊误治，还要耐心解释，这怎么可能？”

不可否认，新医改推行到今天，我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不仅仅是患者，还有医生。

“因为我国医疗体系不健全，加上医疗保险（放心保）制度的制约，人们仍会选择到大医院看病。而这时候大医院的医生做的是本该社区医院医生的工作。这样既造成了医务资源浪费，也加剧了患者的医疗费用开支。”陈静瑜说，“庞大的患者人群一方面使得大医院的医生工作负荷加大，另一方面也使得医生没有与患者太长时间交流的可能。而除了日常看病之外，许多医生还要面临评级、科研、教学等任务，压力之大可以想象。”

与医生超负荷工作量相反的，则是中国医生群体的收入并没有相应地得到提升。中国的医生群体收入与其他国家相比可谓少之又少。在西方国家，医生是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靠的是医生高技术含量的劳动。可是在中国，医生的劳动是缺少相应价值的。

工作负荷量大、休息时间少、科研任务重、晋升渠道少、收入偏低等等本就是许多医生面临的境况，如果再加上来自其他方面的伤害，这无疑会使中国医生的生存道路更添一层阴霾。也正因为这样，面对一系列伤医事件，中国医卫界四大组织联合发出的谴责暴力伤医的声明中写道：“我们是一个社会群体，我们需要安静祥和的社会环境。请各方人士拒绝冷漠，善待医生，否则日后的医疗环境不堪设想。”

医生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与“城管和小贩”的冲突一样，在媒体的报道之下，医生与患者发生纠纷之后，不少民众仿佛约定俗成地将患者视为弱势群体，而医生则是强势的一方。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具体到医学领域的问题上，医生可能是强势群体，但是在医患纠纷过程中，无论是媒体报道角度、医院的问责机制，还是法院裁定上，医生群体更可能会是弱势群体。

“社会上很多人存在一种观点是医患纠纷当中，医生肯定是强势群体，这对医生来说是很不公平的。”邓利强认为，“不得不承认，个人在面对任何一个群体的时候都会显得渺小，显得无助。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医院是强势群体，患者是弱势。然而，医患纠纷具体到医生身上则也是一对一的个体，双方是平等的。实际上，以目前的政策和大环境来说，医患关系当中很多时候医生非但不强势，反而成为弱势群体。”

邓利强说的政策，最突出的便是医疗事故当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2002年，考虑患者举证难，我国开始实施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推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这就意味着出现了医疗事故纠纷，只要医院说不清楚，院方就有责任。院方有了责任，最终受处罚的还是医生群体。”邓利强补充说道。

此外，由于当前我国的医疗体制状况，医生群体很难有自己的职业风险投资，而在医患纠纷的处理上，很多医院还会把医疗赔付与医生的工资挂钩。医院会根据赔付的多少从医生工资里支付2%、15%到30%不等。而医生在被处罚之后，往往求诉无门，无处申辩。

所以，在发生了医患纠纷之后，无论是对患者还是医生来说，建立公平的处理机制和平台尤为重要。尤其是纠纷发生之后，建立公正的第三方调节机制也很有必要。走司法程序是对责任双方都负责的渠道，而国家也应该建立健全的保障机制。

公安机关的不作为使得希波克拉底誓言愈加沉重

“我志愿献身医学……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这段医学学生铭记的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在频频的暴力伤医事件之后，被越来越多的医学界人士重新审视。

在频繁发生一系列伤医事件之后，公安部近日表态，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暴力伤医行为坚决“零容忍”。然而，这条看似可以为医务人员带来更多保障的消息，却并没有让医务人员感到有确切的安全感。

中国医院协会2012年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全国有96%的医院有医生遭到过语言暴力，遭遇过身体暴力的达六成多。而与之对应的则是现实的无助。有权威调查显示，仅有28%的公安机关在医院发生这类纠纷事件时，帮助平息事态，而有70%的公安机关处在不积极作为状态。多年来公安部、卫生部多次联合发类似文件，然而在现实中均难贯彻执行，暴力伤医事件并没有根除。

这让身为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的邓利强感到很无力，“公安对我们的要求，往往并不希望我们介入，有时甚至认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

此外，即使有些医患纠纷上升到法律途径，通过司法渠道解决，法院依据司法鉴定结果而不是医疗鉴定结果的判决依据，也使医生处于被动一方。“因为司法鉴定的法医往往不了解医疗过程本身，很多都是“外行断内行”，加上有些医院为了维护医院形象，医患纠纷发生后只想息事宁人，并不在乎医院医生的维权。”邓利强说。

希望我们的普通大众有时间多去了解一下医学。医学不是万能的，它存在很多未知；希望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能多听取一下医生的意见，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医疗行业；希望公安机关能有所作为，医疗纠纷时他们所要求的最起码的公平正义就在你们的一念之间。最后，希望所有的人能去真正地了解医生！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