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最高检对近期频繁发生的恶性暴力伤医事件高度重视，要求检察机关坚决依法惩治暴力伤医事件，保障医生护士执业安全和合法权益，营造安全行医就医环境。暴力伤医严重违背法治精神、破坏和谐氛围，理应受到全社会谴责，必须严惩不贷！其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遏制暴力伤医？

暴力伤医事件频发，已然成为社会一道难愈的伤疤。有媒体粗略统计，全国在20天内密集发生了12起暴力伤医案，医院沦为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场所。愤怒、悲伤、恐惧，医界传达出的情绪复杂而又无奈。

在以药养医体制难以从根本上触动的前提下，业内人士在分析暴力伤医深层次原因时，都不约而同把矛头指向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并认为“相较于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大医院的伤医事件出现较多，或者医患纠纷较为多发”。长期以来，由于医疗资源包括人财物向少数大医院严重倾斜，表明上看起来似乎是大医生地位与收入日益提高，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是让医患双方都不堪重负，一步步被逼到悬崖边缘。

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这恐怕是患者们的共同心愿。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乡村和社区医院却很难满足广大患者的需求，因此病人们只能“一窝蜂似的”去名牌大医院。最后排除万难终于见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医生，激动之情自不待言，但人往往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万一医生有什么地方没有处理好或者有所遗漏疏忽，以致诊疗效果未达预期，患者情绪可能就会受到很大波动，甚至做出过激举动。

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在大医院上班的医生工作强度之大有目共睹，可以说从生理和心理上已经趋于极限，如此长期超负荷运转能不能面面俱到让每一个患者都十分满意，恐怕也不好说。工作负荷越来越大，而公立医疗机构的人事薪酬制度却依然僵化——延续了公立主导体制下论资排辈的大锅饭制度，整个医疗行业远没有建立起符合自身特征的“优胜劣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人事薪酬制度，医务人员无法获得体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和工作绩效的阳光化收入，暗箱操作的红包回扣泛滥，医患冲突愈演愈烈。

如果医患沟通充分，处理得当，许多冲突本能避免。沟通不畅的背后反映了医疗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下降的现状。医疗本是信息不对称的产业，需要医患之间充分的沟通，但大医院当前人满为患，一号难求，医生忙碌不堪，患者通常也是三两句话就被打发，或是被安排做大量的检查，医患沟通质量日渐降低，患者心中有积怨，也是在所难免。医疗资源不均衡让大医院愈发强势，缺乏话语权又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的患者往往无处申诉，个别人最后选择以极端方式泄愤。

说到底，糟糕的医患关系，拥挤不堪的大医院，问题的症结都是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如果短时期内无法根除以药养医，就必须进一步均衡医疗资源，从多个渠道加大医疗服务供给。近段时间以来，国家卫计委公布《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医院的压力，但是需要与简政放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并举，以防止加剧医疗机构、医学界本来就已经浓厚的逐利倾向。要从根本上促进医疗资源均衡分配，还需要大力推进分级诊疗。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分级诊疗的关键在于“患者首诊在社区”，但如果基层医疗、社区医疗条件不好，吸引不了患者就诊，那么就会失去意义。

种种偏袒于大医院的机制不改，以行政命令限制大医院扩张只怕是一句空话。“看病贵、看病难”主要难在公立大医院，其根源还是医疗资源按行政级别配置的制度，使得大医院聚拢了顶尖的专家，汇集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而基层医疗机构能力不足，只能沦为新人的训练场，基层与社区医疗机构缺乏受居民信任的好医生，从而也无法形成分级诊疗制度。如此一来，“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恶劣的医患关系，只怕还将持续下去。

今年初，国家卫计委有关负责人曾透露：“目前正在加快基本医疗卫生法立法步伐……分级诊疗也将用法律的手段规定下来。”究竟应该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来规定分级诊疗，目前还没有更权威的说法。分级诊疗法治化绝不意味着变相强行将首诊限定在社区，这将无助于化解医患矛盾，甚至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应该通过法律的刚性加大对社区医疗的保障和投入，通过依法行政、民主决策防止医疗资源分配被政绩和利益所左右，从源头消除医患矛盾发生的可能。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