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技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幸福还是痛苦？我们该如何看待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层面“能”做到的是否意味着真正满足了患者的需求？医学有其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没有越出人文关怀本有的视野之外。相反，比之其他任何行业，它更集中地体现了人文关怀的本质，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医学的推进和发展必须要受到人文的指引！

随着X线、心电图机、CT等医疗技术的日新月异，随着青霉素、疫苗等治疗手段的不断改进，被攻克的疾病越来越多，治愈医学应运而生，成为诸多医生的主导医疗观。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膨胀了治愈医学支持者的野心，在技术至上的现代性医疗语境下，有些医生出现医疗观的“偏盲”——只见治疗，不见照顾，出现技术依赖甚至成瘾。而单纯依赖医疗技术的治疗并不见得是患者真正想要的，因为有时候这种技术带给他们的只有痛苦体验，毫无幸福可言。

今天的医生越来越离不开技术和器械。化学药物、器官移植与介入性治疗等多种新技术，器官移植、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等人工生命与高等智能技术也日渐走上前台。这些新技术对诊断与治疗固然作用巨大，但换个角度看，也让医生远离了病人，加剧了医学的非人格倾向。所以，眼下医生不再耐心询问病人与查看病史，已不是个别现象。结果，就是只见疾病，没有病人，只见细胞分子的结构变异和功能异常，而不顾及病人的心理感受与情感诉求。本来，现代医学与医疗的专科化趋势已经消解了整体意义上的人，现在日渐张大的技术化又进一步忽略了人的心理。至于无处不在的市场化又过分漠视人的情感，使得依赖器械、张扬技术背后的逐利冲动再也无法掩盖。

对医生而言，要从医疗观“偏盲”中“复明”，现代性的手段就是回归人文主义的照顾。为此，医生需要好好反思，理解“临床医生”的内涵，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照顾理念，践行“生物-心理-社会”新医学模式。

“临床医生”一词形象传达了医生的职业状态——临近病床，近距离观察患者身心的蛛丝变化，动态了解患者身心的真正需要。医生只有临床才能看见患者渴求的目光，并透过目光了解患者的内心感受，才不会把患者当做是各项指标的集合；也只有在临床，医生才能形成“身心合一”的职业观。这恰恰呼应了照顾的时代内涵。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进行了身体、心理、社交能力3个维度的定义，并指出其不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资源。这启示医生不仅要给予病人技术依赖的治疗，还要给予病人回归人文的照顾。

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关注医学与人文的关系了，高校成立了医学人文系，医院也多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但范围过于局限在医学院与医院内部，又过分突出医学的特殊性，没能更充分地引入中西方渊源深厚的人文理论与人文学者的成果，所以许多时候，视点就难免只落在病理上，而忽视了人本。

中国传统医学很大程度上说是人文主导型医学，讲究“医乃仁术”和“大医精诚”，极重视医者的修养，认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孙思邈语），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阳泉语）。又要求医者与病人沟通，如《灵枢·师传篇》所谓“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尤其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把病人身体各器官视为一整体辩证施治的同时，明确医者所治不仅在病而更在人，并时时不忘以“但得世间人少病，何妨架上药生尘”自励。这些放诸当下，都不过时。

早在20世纪初，美国著名医学教育学家奥斯勒（William Osler）就曾指出，医学实践的弊端在于“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在技术至上的医疗人文困境中，医生需要叩问以人为本的职业信仰，并在实践中时常自我反思，做到治疗和照顾并行。只有这样，医生才能紧握住“偏盲”可逆性的时机，让自己在重归医学的本质中“复明”。

要明白，医学所面对的人的问题，与别的学科所面对的人的问题是一样的，都要充分尊重人的个体自由，深切体认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与情感诉求。严格地说，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任何别一种特殊的人文，自然也无所谓“医学人文”。当然，医学有其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没有越出人文关怀本有的视野之外。相反，比之其他任何行业，它更集中地体现了人文关怀的本质，不但它现在的推进必须接受人文的指引，它未来的发展也将继续受其统辖。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