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医生猝死事件频发。在很多人看来，医生作为健康卫士，似乎就该是病魔面前的强者，但其实他们的生命同样脆弱。每一次悲剧出现，都令人唏嘘，但大多也不过是一抹短暂的涟漪，很难促成什么制度层面的关切。但为医生减负事关患者安全，应在制度层面得到更多响应！

不少医生健康堪忧 医生不自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澍曾用一个细节来说明医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方便面就是最常见的午饭。”同时，在强大的工作压力下，医生的健康问题也凸显出来。张澍说：“不少医生对病人负责，对自己的健康却很不当回事，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医务工作者，这点毛病没关系。出现‘医生不自医’的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半数的医生都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35岁以上男性医生高血压患病率已是健康人群的两倍。在某项调查中，不少医生都表示，目前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病已日益成为缠绕医生的“噩梦”。

由于工作压力大，不少医生都会出现彻夜失眠的情况，长时间给身体带来极大负担。“我现在才30多岁，都有不少白头发了，过年回家同学聚会，多年未见的同学都惊讶我的憔悴。”一位医生表示。

近期，医生猝死事件频发，但面对医生的猝死，公众总显现出“命该如此”的淡然，缺乏对逝者必要的尊重。但不管医生群体在舆情图谱中是怎样的黑与被黑，那些英年早逝的医者，却多是用生命践行着大医精诚的高尚信条。如广州李晶医生，生前最后一个班连续上了48个小时，还有宋韩明，在长期高负荷工作的情况下，发明了5小时休息法。

医生面对的是患者的生命，由于疾病本身具有太多不确定性，医生工作也有着不确定的属性，但工作不确定，对应的制度却该有确定性。然而，目前有哪项制度对于医生不确定的付出做了确定性的补偿呢？

为医生减负事关患者安全

毫无疑问，医务人员的个体因素可能导致医疗差错的发生。美国学者Frederick Southwick提出，在这些个体因素中，排在首位的是疲倦，其余依次是情绪压力和承担医疗之外的多重任务。

但在我国，医生超负荷工作的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医务人员积劳成疾，甚至因过劳导致猝死的现象屡有发生时，像“医生手术32个小时累瘫，刷新纪录”这样的新闻，却还在被作为正面典型加以宣传报道，足见医疗机构安全意识仍然淡薄。如果不能保障医生安全，那么保障患者安全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据了解，新版患者安全目标提出建立医务人员劳动强度评估制度，关注工作负荷对患者安全的影响。其具体内容包括：医疗机构有责任和义务为医务人员提供安全、无疲劳的工作环境；评估和制定组织内部合理的工作量，依据相关法律及医疗制度明确规定每天、每周最长工作时限；从系统、组织及个人层面充分认识疲劳的危害，提供预防疲劳的最佳实践指南，涉及体力劳动操作时，指导员工按体力操作安全指南工作；进行组织内部风险评估，特别是开展重大、耗时、技术性强的医疗技术时，充分考虑医务人员体力和技术因素，制订安全可行的实施方案；充分利用质控工具和现代技术优化流程，减轻工作人员工作负荷，确保诊疗质量。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表示，由于对医务人员工作时限和工作强度暂时无法给出适用全国范围的执行标准，因此项目的可操作性稍显不足。但该目标的提出，将引发医疗卫生系统对于工作负荷与患者安全关联的关注，进而促使医院管理者从医院层面探索确保医生安全的方案，为进一步细化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为医生减负”应在制度层面得到更多响应！

事实上，每一次医生遭遇的不幸都会在行业内形成很大的震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身上背负责任压力的情感共振。当医生们长期生存在高强度压力之下，动摇的恐怕也是由他们支撑的生命保障体系。当然，工作负荷大，休息权益得不到保障，并非医生行业独有的情况。但在我国正规事业部门中，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医疗领域应该算是最为突出的了。

希望医生猝死引发的行业震动，会有制度补缺与之呼应，医生的生命也是生命，社会应将减轻其负担提高到关爱生命的高度上。之前国家已明确要出台“符合医药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此我们翘首以待，但另一方面，医生群体过累也是个严峻问题，所以我们也迫切想看到，“为医生减负”的人性化号召能在制度层面得到更多响应！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