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老中青三代医生讲诉了自己不同时期行医的经历，回顾了过往的50年里，从动荡年代的信任到医患失信再到矛盾升级，看医患关系是怎样变迁的。

早期：动荡年代中医患关系却最稳定

李佛保，这位来自中山一院的骨科泰斗讲诉了他自己从医的经历。自1964年从医的他回顾到，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贫瘠的岁月里，医生的社会地位很有保障。岭南民间俚语称之为“医生、司机、猪肉佬”，这三类不会挨饿的人，在市民中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

那时候大家对医生都挺尊重，“大家都穷”，但也会将一些并不寻常的鸡鸭鱼肉送给医生。

1966～1976年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医务人员群体也在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即便在那黑白颠倒的时代，批判大会上一片打倒、肃杀之声时，每有医务人员被揪斗，台下却总会有群众高呼“不该杀”。

“为什么？因为医生治好了群众的病”，“任何天灾人祸，医疗队都会上阵。”那时的患者对医生充满了感激和信任。病人不少，医生的工资水平跟其他行业一样，都不高。他觉得“那会儿要求比较低，家里也过得去”。

李佛保认为，直到现在，医德，在绝大多数的医生身上，依然得到了保留和继承。现在发生自然灾害后，冲在最前面的依然有医务人员的身影。

带着对医生职业的喜爱，1982年高聪从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后，来到刚刚挂牌成立的广医二院，称为一名神经内科医生。80年代后，医疗领域市场化形成，当计划经济下由政府统包的医院寻求市场效益的时候，全国的医疗机构都无所适从。但是国家卫生部专门出台相关规定，限定挂号数量，半天门诊限定的号数是15个，每个号的诊疗时间仍旧得到充分保障。

病人前来看病，手上拿着记账单，基本不用掏什么费用。三级医疗制度也还完善，患者一般的小病都能在基层街道的卫生院解决，只有相对严重的大病号才去医院就诊。“医生不用去考虑患者欠费、逃费的问题，工作比现在单纯得多”，高聪说，当时工作也很辛苦，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行医环境是安全的。

中期：医患关系逐渐崩塌 举证责任倒置加速恶化

随后，医保覆盖面扩大了，分诊制度却崩塌了。上大医院看病的病人越来越多，半天门诊，患者数起码都在100人以上。不少老病号是过来复诊的，更多的新病号从外地涌入广州。出诊时，高聪得带上一个出诊团队进行接诊方能应付。真正需要经过专家来鉴定、诊断、收入院治疗的患者比例越来越低。大医院的医务人员越来越辛苦。

今年，高聪科室的护士走了好几个，医生队伍相对稳定些。

李佛保认为，医患关系明显变差发生在最近这十几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医疗体制不健全，政府卫生投入过少，医疗保障不完善，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的没落，诱发了“看病难”。

李佛保还表示，县医院的工资水平跟不上，有才能的人都跑到大医院去。继而，为了追求更好的医疗效果，百姓会更愿意去上级医院求诊，造成三甲公立医院更拥挤、看病更难，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个恶性循环就会更加恶化，循环往复的发展。

在李佛保看来，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全国范围的通盘有效解决，是造成目前看病难问题的症结所在。从根本上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一步就是提高基层医院医护人员待遇，加大财政投入，帮助基层提高诊断水平。

到了20世纪初，医患矛盾开始涌现。而在2002年，为了应对开始出现增长苗头的医疗纠纷，我国出台了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的相关规定。

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患者的利益，但是却也催化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因为发生纠纷后，患者可以提出质疑，医生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错。

因而，在医患间失信的大背景下，医生在应付100多个门诊病人时，只能尽可能全面地进行排查，把程序上的正义做充分了，在此基础上，其实损害的还是患者的利益。“医患失信，损害的肯定是更多病人的利益。而辱医、伤医，肯定影响的是当天其他病人的利益。”高聪表示，一个医生一大早被病人一通乱骂，看其他病人时的水平都会受到影响。

现在：医患矛盾还在恶性升级

从医15年的宋兴旺，2007年在急诊室里遭遇到自己生平第一次医患冲突。那时的他还处于全院轮转，当天，一名30多岁严重脑出血女病人被送到医院急救。一个满身文身的男子冲进急诊室，一把揪住正在进行抢救病人的他，看了他的身份标示牌后一通叫嚣。

宋兴旺随后知道这个男子是被抢救对象的丈夫。没太理会这场无厘头似的闹剧，宋兴旺继续抢救病人，但心情糟透了。患者最终被送进ICU继续治疗，病情过于严重最终死亡。那个丈夫留下一堆医疗欠费走了，费用得医院、科室、医生来承担。

“当了医生，得习惯以前的同学、朋友收入、社会地位比你高出一筹。但做医生的职业成就感，还是要比其它行业领域要强得多。”

宋兴旺还是很喜欢医生这份工作，“整个社会都欠缺信任，医患之间并不比其它领域更差。”

医患失信和整个社会的信任缺失有关，也和媒体有着莫大的关系，宋兴旺认为，“不能到需要医生的时候，说我们是白衣天使，需要攫取眼球时，就一味将同情、关注的重点放在患方，应该理性、科学地处理。”李佛保也表示赞同，部分媒体存在没有得到医院解释，或出于同情弱者而歪曲事实的情况。

一次难以释怀的被打

20年前报考大学，张宁把所有志愿栏都填上了医学专业。但是从医15年后被打，如今的她已听不清水银血压计的声音。

2012年盛夏，张宁在急诊室坐诊。下午3时，一对姐弟推门而入。姐姐名叫阿玲，有多年癫痫病史，“老病患，好些科室的医生都认识她”。

几分钟后，因为一个“青霉素到底需不需要皮试”的问题，阿玲和张宁争辩起来。阿玲越骂越凶，导医进来帮忙解释。担心刺激到阿玲，张宁上前提醒导医：“她有癫痫病史，别跟她吵”。这句话被患者认为暴露了隐私，张宁立马遭到一顿毒打。

张宁似乎已经遗忘了当时被打的场景，“只感觉到一个黑影过来，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全身多处软组织擦挫伤、脑震荡、左鼓膜穿孔、右眼球结膜损伤———这是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伤病诊断鉴定书。这次经历，除了让患有心脏病的张宁当时出现心脏室颤外，还造成她左耳听力下降，“水银血压计的声音总是听不清”。而据张宁的同事回忆，“当时她后脑勺撞到玻璃上，玻璃变成了Y字形。搞不好就扎到颈动脉”。

事情过去一年多，张宁被调到门诊内科，她的生活逐渐恢复平静。尽管患者本人曾跟张宁道歉，但对于无缘无故挨的一顿打，她仍不能释怀。“在急诊科待了十年，里面的医生护士基本上每人都挨过巴掌。像我这么严重的，还是头一次。有时候想起来还是很气，真想把当初打我的人暴打一顿。不过，这些只能是气话。再遇上那家人？我肯定躲得远远的”。

“曾经想过再也不当医生了，但是我放不下这份职业”，20年前报考大学，曾把所有志愿栏都填上了医学专业，“那时觉得治病救人很有本事，现在不为什么，就是单纯喜欢当医生”。

其实，医患关系应该是一种契约关系，共同应付疾病的契约。而医生，本着救人的天职，尽心尽力地为患者服务。即便在医学十分发达的今天，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但却也不意味着医生要承诺把患者一定治好。生命科学许多未知的领域，也注定了医学的局限。

当医生尽了力量但救不了病患时，患者及家属是否应该坦然面对这一现实，也要承认医生的付出呢？

(环球医学编辑：范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