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我们的传统意识里，多少是一个令人忌讳的字眼。但死是每个人注定的宿命，任何人都无法拒绝、无法逃避。但究竟怎样去面对死亡，大多数人会感到茫然无措。对于医生，如何让已无存活希望的人更好地面对死亡，以及如何引导患者并和他们一起经历这个让人畏惧的过程，如何让患者坦然、有尊严地离世一直是困扰临床医生的一个问题。

死亡不可避免

英雄末路、美人迟暮，生命的尽头必定是死亡，认识到这种必然性后，人求生的自保机制就催生了怕死的心理本能。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阿图•葛文德在其出版的《最好的告别》中表示，很多心灵励志类书籍教我们学习如何年轻，但身体机能的衰退终究不可避免。我们会渐渐发现自己变得容易摔倒、视力衰退、关节疼痛、血管壁越来越硬、皮肤出现黄斑、血压升高、脑容量萎缩，我们面临着要选择进入什么样的养老院，选择何时不再治疗等这些残酷的现实问题。

衰老和死亡是一个缓慢且痛苦的过程，不仅对人的身体，对人的精神也是啮噬和摧残。身体健康时，我们发现自己想要更多，疑惑生命的意义；当年老或者触及到生命的脆弱感时，我们会倾向于不再追求高远的目标，更渴望近在眼前的亲情，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

患者频临死亡 医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刻，我们该和医生谈些什么？该如何冷静地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站？此时医生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葛文德在书中对自己父亲的死亡进行描述。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当父亲的脊髓长了肿瘤之后，一家人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父亲坚定、顽强、有主见，冷静和医生讨论疾病能够允许他的生活成什么模样，他不贸然选择治疗，而是当身体不能承受时再做手术。父亲在临终时要求安慰治疗，不希望忍受痛苦，当被问到“和家人在一起感觉也不好吗？”，父亲沉默了好久回答说“并不好”。

有时候医生可以提供疗愈，有时候只能提供慰藉。葛文德将医生分成三类：家长型（绝对权威）、资讯型（告诉患者事实和数据，听从患者的要求）和解释型（给予患者可靠建议）。在病痛中，患者是恐慌和紧张的，必然本能抓住一切可以治愈的机会。此时医生就应该扮演起“咨询者”的角色，切身体会患者的痛苦，告诉患者什么才是合理的医疗。医生应该以患者为中心，了解他们的希望和恐惧，愿意做出怎样的妥协，希望保持何种生活方式，才能给出中肯的治疗建议。如果医生只是机械地治疗，会使患者更加陷入痛苦。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不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有时却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何时决定放弃治疗是很严肃的。医生不能当家长，不能仅提供信息，还要让患者明白哪一种对他们更有利，并且影响他们的选择。葛文德总结道：“如果作为人类就注定是有限的，那么，医护专业和机构，从外科医生到疗养院，理应协助人们搏击这些有限。有时候，我们可以提供疗愈，有时候只能提供慰藉，有时候甚至连一点都做不到。但是，无论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我们的干预，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和牺牲，只有在满足患者个人生活的更大目标时，才具有合理性。一旦忘记这一点，我们就会造成极其残忍的痛苦；而如果我们记着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带来令人赞叹的好处。”

如何让患者平静有尊严地离世 值得深思！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背后藏着对生命流逝不可逆转的揪心之痛。无论医学有多么惊人的突破，死亡依然是不可战胜的。从古人第一次嚼碎草药敷在伤口上，到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医生一直被视为生命的卫士，与疾病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但死亡却始终如影随形。即使我们不能令病人痊愈或康复，我们也要帮助病人解除痛苦，并保证他们治疗的舒适性和尊严，这应是作为医生最基本的职责。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