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60多岁的医生，背着药箱，蹬着自行车，每天穿梭于村里的各家各户。只要一个电话，村民的头痛脑热问题就能解决。虽然他是一名“赤脚医生”，但是他给许多人家的三代人都看过病，什么症状用是么药，需不需要去大医院，他都很在行，村民都很信得过他。但是，他也渐渐的老了。未来，谁来给这些村民看病呢？

这是一个真实村医的写照。本来60多岁的人，头发已经全白，放在许多地方，都应该拿着退休金安度晚年，但是许多这样的村医还在为村民治病。也许这是村民们的福气，一个经验丰富且深受信任的医生还在为他们治病，但同时，这也是整个医疗的悲哀：老去的“赤脚医生”后继乏人。

河南省开封市大岗李乡苏刘庄村卫生所医生，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曾自费调查过乡村医生的生存状况。2010年，他用近一个月时间走访了山东、河南、湖南3省的18个县、100个村庄、100个诊所，并自费对100名乡村医生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研。

在马文芳的调研中，100个卫生所全部担负着公共卫生服务和村里的健康管理工作。100位乡村医生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53岁；行医时间最长的有60年，最短的也有31年。这些乡村医生的收入普遍在村里排中等以下，不仅远不及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水平，而且比种地的农民挣得还要少。收入最多的是每月1000多元，收入最少的每月仅有50多元。

促使马文芳调研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年马文芳已年近六旬，他发现很多乡村医生和自己一样，都是干了几十年的“赤脚医生”，而“赤脚医生”普遍后继乏人；二是微薄的工资和没有着落的养老保险，让乡村医生们忧虑自己该如何养老。

“没有发展前途，没有生活保障，谁来接这个班？挣不着钱，咋养活一家人啊？”64岁的马文芳眼看就要干不动了，他最发愁的是谁来接班。

马文芳说：“不能怪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不愿意来村卫生所。没有政策的吸引，即便来了，也很难留下来。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老村医退了，年轻村医补充不进来，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正面临着‘人走网破’的威胁。一旦村医断档，多发病、常见病、传染病一下子就都起来了。”

今年全国两会上，马文芳向大会提交了5份与乡村医生有关的建议，呼吁尽快解决乡村医生的养老、身份、编制、待遇等问题。但是从答复情况看，马文芳表示“不太满意”。

不仅是一些中小城市，就连北京这样的打城市，农村医疗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不久前，北京市副市长张延昆在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介绍说：“12个涉农区县中乡村医生的缺口有2080人；20%左右的村（共847个村）没有村卫生室，村卫生室面临着消失的危险；500多种低价有效药品常常缺货；绝大多数村卫生室没有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也未联网，无法即时结算。”

农村仍然是医疗服务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能否保住村医疗卫生机构，不仅是农民最大的担心，也是各级人大代表最忧心的事。在年初召开的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多民代表和代表团提出相关意见建议。代表们认为，破解农村医疗卫生难题，首先需要改善的是守护亿万农村居民的100多万乡村医生的生存状况。

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要保障乡村医生的合理性收入，年满60周岁的乡村医生可以退出现有的乡村医生岗位，各地政府结合当地实际适当增加退休乡村医生的生活待遇。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至少让村医们对未来多了一些希望。

要留住人，还需要国家在基层医疗队伍建设上下大功夫。从一名农村“赤脚医生”到我国神经外科的著名专家、医科大学的校长，特殊的经历让全国政协委员孙涛对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尤为关心。孙涛最大的心愿是自己培养的学生能够“下得去”，切切实实为农村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孙涛说，国家重视基层医疗机构的职能，并且意识到人才短缺这个根本问题，为此投入了十几亿元。按照2010年的规划，到今年应该有15750名全科医疗卫生人员补充到全国基层医疗队伍中。然而，今年国家对这项政策作出全国性调整，在原来5年培训的基础上增加了3年的规范化培训。也就是说，所有2015年毕业的免培生还要到大医院再接受3年规范化培训后，才能补充到基层医疗队伍中。

“现在的问题是，3年之后会有多少人选择继续留在基层。”孙涛仍然担心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培育出的医学人才3年后都会走掉，因为对于学生到基层后具体的待遇、编制、晋升问题没有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潜在的问题依然存在。国家仍然需要在基层医生队伍建设上下大功夫，让培养的人能够留得住。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