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否认，医患之间的相互怀疑、缺乏耐心甚至激烈对撞是整个社会暴戾气息的一部分，抑或某种转型期的阵痛。但我们也看到，没有哪一个群体像医生一样因其职业属性遭受如此繁多、频密甚至致命的伤害。许多伤医案的凶手已被执行死刑，但它遗留的伤害可能再也消失不了。回访杀医案，活着的亲人有何要说？

2012年4月28日，廖崇舟的妻子陈妤娜在医院里被自己的病人王运生刺中28刀当场倒地身亡。

三年过去，2015年8月的一个晚上，某记者在衡阳一家咖啡馆见到廖崇舟：一米七五左右、平头、黑色半框眼镜、眉头紧皱。

在妻子被杀死后，廖崇舟保持着一种极度悲观的人生观。采访即将结束，他忽然指向窗外：“你看街上这些人，好像大家都走得很平静，其实大部分是不满，心里有一股怒火随时可能爆发。”

谈话的两个多小时里，记者大概三次看到他露出笑脸，分别关于女儿的舞蹈证书、妻子生前体贴的照顾以及医院和政府的态度，最后一次是苦笑。

没有眼泪，没有歇斯底里，大多时候平静而克制。只有一次，记者问到他对于凶手的态度，他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只要他死！”他把这种克制归因于自己性格的变化：魄力不再，害怕和人争执，“就怕别人戳这个事情，我说话的声音都不如以前大了。”甚至飞来的横祸会让他觉得“比别人低一等，那个东西永远罩在你头上，是你的命不好。”“就像蚂蚁在咬这里”。

命运在露出狰狞面孔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彼时，廖崇舟已结婚七年，夫妇双方都是医生，两家医院距离不远，生活忙碌紧张，但蒸蒸日上。女儿六岁，该上小学。市区的新家刚装修完，半个月后即可入住，招待亲朋的喜酒都已经定了。然而王运生出现了。2012年4月28日，王运生戴口罩，携带匕首进入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院）住院部，对正在伏案写病历的陈妤娜头部、颈部、胸腹部等处连刺二十余刀，导致陈妤娜当场倒地身亡。

妻子的惨死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难以愈合。他用手指着身体的部位对记者说，“腹部、胸部、肘部都有刀伤，肉一块块被割下来，很惨。”

廖崇舟医学科班出身，经受过专业的解剖训练，工作七年也做过不少手术，但是现在他不敢再看伤口，甚至听到电视里描述刀伤也难以忍受，“就像蚂蚁在咬这里，”他指指胸口，“你知道人听到金属摩擦的反应，我就是那个状态，全身鸡皮疙瘩。”

事发后的两年，他把自己封闭起来，避免和朋友接触，以躲避安慰和同情，“他们看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一年他老婆出事死了。”

廖崇舟重新走出封闭是在王运生被判决之后。2014年4月1日，王运生被二审判处死刑，同月21日执行。

廖崇舟只在一审法庭上见过王运生一次，他当时愤怒得“想上去杀了他”。现在王运生已死，他说自己的恨也没有了意义，伤害最终留给了两个家庭。廖崇舟在报道里看到过王运生的家境，他感到同情，但同时强调那不是杀人的理由。“一旦这个人很穷，花了很多钱病没有治好，社会（舆论）就偏向他，（是）医生的责任，医院的责任。”他希望大家意识到治疗不是一个买卖行为，不是说花了钱就一定可以治好，如果没有这个意识，杀医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

三年过去，廖崇舟已经不愿过多回忆当时的事情，甚至对整个医疗行业感到失望。“需要你的时候就是白衣天使、无私奉献，一旦出了问题就是白衣狼。”廖崇舟对于这种两极化的评价愤懑而无奈，他不断向记者强调，医生也是人，需要休息，需要糊口，一直宣扬“救死扶伤、无私奉献”反而会增加与现实的落差。

现在廖崇舟已经离开手术台，在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上班，从事行政方面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干。他几乎把生活的全部寄托放在女儿丹丹（化名）身上，防止出现一丁点闪失。

在廖崇舟的朋友圈里，记者看到一张丹丹手捧舞蹈证书的照片。当记者提起这件事时，廖崇舟的嘴角迅速上扬，又迅速下落，短暂得像经历了一次抽搐，紧接着说，“我并不是希望她成为专业的舞蹈演员，甚至不希望（舞蹈）成为她的一个特长，我希望她成为一个平淡的人。”廖崇舟向记者解释，人越突出，经历的事情就越多，越平淡的人生风险就越低。

更加难以弥补的是母爱的缺失。廖崇舟表示，妻子出事时，女儿丹丹才六岁，上小学一年级。三年来，丹丹一直以为母亲死于传染病，时不时还会提到母亲，回忆和母亲做过的事。

一次廖崇舟带着女儿去车站接从外地回来的姐姐，丹丹忽然就冲着姑姑喊“妈妈、妈妈”。一瞬间，廖崇舟身体震颤，心酸得难受，“她觉得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而我没有。”从那以后，女儿一直这么叫到现在，但是叫一次，廖崇舟心里就难受一次。

妻子死后，廖崇舟只要上班就会把妻子的QQ“挂”上，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偶尔，他还在妻子的空间里发布一些状态，有关女儿的成长和想对妻子说的话，QQ签名一直是“活着！”。

暴力伤医凶手已被执行死刑，但伤害最终留给了两个家庭，也许永远也不会消失。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伤医事件，医生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医疗体制顽疾的替罪羊。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继续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比如，有医学界人士提出，通过分级诊疗制度，能够将患者根据病情轻重合理分流，这有助于医生能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与患者沟通，最大限度缓和医患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提高公众对健康教育知识的知晓率，正确认识、对待疾病，让更多的人理解医学中存在的诸多未知性和风险，尊重生命、理解医生、建立互信，也能够为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挥积极的作用。“矫正”和“医治”扭曲的医患关系已成当务之急！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