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这个世界上虽然生死有命，但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出品质和尊严，才算生命的绚烂。婴儿和老人是生命最脆弱的两端。我们每个人都终将老去。当我们老了，疾病缠身，最大的需求莫过于获得良好的医疗照护和临终关怀。而我国严重滞后的老年医学发展如何“迈过”老龄化社会到来的这道“坎儿”，令人担忧。

善始善终，关乎每一个人的尊严。老人生病，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在家人的陪伴下，让他有尊严地离去，还是让他在医院全身插满导管，被医生奋力抢救？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养老机构科学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其中，高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400万，失能老年人口接近4000万。预测显示，为来20年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会增加1倍，达到20%。获得有质量的临终关怀，几乎是所有老年人的刚性需求。

然而，在我国的医疗体系中，大多数医院都没有开设老年科，即便有老年科的医院也是一床难求，专门的临终关怀医院更是稀缺。由于临终关怀缺位，很多老人无法选择有尊严的死亡，只能在临终前被送往医院急诊抢救，浑身插满管子，在没有亲人陪伴的陌生环境中离开人世。善终——这个普通的愿望竟然也成了奢望。老无所“医”，既是个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由于老年医学发展严重滞后，综合医院的老年科边缘化状况明显，老年患者普遍存在“有病乱投医”的情况，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日前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显示，在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死亡质量指数”的调查排名中，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在第七十一名。所谓死亡质量指数，是指一个国家能够给即将去世的患者提供姑息治疗的质量，即患者离世前的生活质量。

目前，我国大多数医院还停留在“治病”层面，没有上升到改善病人生命质量的层面。而在发达国家，医院对老年病人的管理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疾病治疗、功能康复和社会照料。医院除了治病，还要帮助病人恢复吃饭、走路等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安排社工给予生活照料。对于疾病终末期的病人，医院主要提供镇痛、麻醉、护理等服务，其目的是减少疾病带来的痛苦，帮助病人有尊严地离世，而不是拖延毫无质量的生命。如果病人已经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医生会根据专业知识和伦理原则，为病人作出符合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在很多国家，临终关怀服务从医院一直延伸到社区和家庭。老人都是在家中从容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而不是在医院病房或者抢救室里惊恐而痛苦地离去。

既然百姓有所呼，为何医院无所应？原因就在于，我国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是自负盈亏，政府拨款占总支出的比例不足10%。一般来说，老年病人治疗趋于保守，不会使用高值耗材，用药追求简化，基本上属于只占床位、没有收益。对于不赚钱的老年科室，在医院的发展自然而然地被“边缘化”了。而民营养老机构也是经营不易。据《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在位于12个城市的257家养老机构中，48.1%的被访养老机构运营状况为基本收支平衡，32.5%的被访养老机构亏损，有盈余的被访养老机构仅占19.4%。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田香兰指出：“日本机构护理设施数量也有限，但带有政府补贴性质的养老院针对那些低收入人群，私立养老院面向中上层人员。而且，严格遵守护理保险制度中规定的要护理认定程序，因此可以保证让最需要护理的人进入护理设施得到相应服务。”

我国老无所“医”的窘境反映了我国医疗行业的深层次矛盾。眼下，医院提供的医疗产品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质量不到位，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医疗资源过剩与短缺并存。

从总量上看，我国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并不少，但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三甲医院人满为患，而一二级医院门可罗雀。一边是医疗资源的浪费，一边是患病的老人无处可去。这说明医疗服务供给与需求严重脱节。

当老无所“医”成为民生之苦、民生之痛时，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兜住底线，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着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老年医疗服务能力。例如，让更多的一二级医院转型为老年病或临终关怀医院，既可解决小医院床位闲置的问题，又可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康复护理病区建设，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老年人建立家庭病床，为居家养老者提供上门医疗服务。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举办医养结合机构，建立“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制度，合理减少政府行政审批，在土地、税收、医保等政策上给予扶持，释放医养结合的政策红利，增强老年医疗服务供给能力。

生与死是人生的起点与终点。善始善终，关乎每一个人的尊严。家庭的力量是有限的，制度的力量却是无穷的。即便一个家庭无法做到让老人善终，但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医疗制度，老人也不会晚景凄凉。愿每一个人都能老有所“医”，体面地走到人生终点！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