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科研实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论文，另一个是成果的转化。临床是创新的源泉，科研成果如果能转化为临床上应用推广的技术，不仅能产生经济效益，还能使患者受益。目前，我国医生发表科研论文的能力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是成果转化和临床研发的参与还远远不够。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为此提出鼓励医生参与、优化管理机制、加快成果转化的建议。

据2015年某知名国际医学出版商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共发表医学类科研论文84851篇，数量居世界第2位。而且近10年来，我国医学科研论文在本领域被引用指数明显上升。这个成绩是值得点赞的，但是我国医生参与临床创新的能力尚不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科管委会主任张澍指出，2014年至2015年，美国各大医药公司推出的医疗新品中，45%的产品是临床医生与医药公司共同完成的。以色列有1000多家生命科学研发公司、571家医疗器械公司，归医生所有或有医生参与的达90%以上，但相比之下，“中国医生发起和参与的研发远远不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指出，医生工作量太大无暇科研，是不争的事实，但缺少支持临床创新的政策。同时，很多医生并没有意识到在临床工作中要总结规律。临床医学创新意识不够也是影响医生创新的瓶颈。

张澍表示，在我国，大型公立医院医生被视为国家公职人员，不能成为公司股东或合作方；鼓励医生参与公司研发的政策也跟不上；医生参与研发，利益如何分配、如何纳税等，也都不清晰；企业支持的研发，在业内似乎成为“二等公民”，挫伤了医生参与医疗产品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张澍认为，应该同等对待国内创新医疗企业支持的科研经费与国家科研经费，出台鼓励临床医生参与医疗产品研发、生产的政策，同时要保证临床医生在与企业合作中得到合法收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原所长赵平表示，近20年来我国临床科研取得了长足进步，比如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等，在世界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国家的科研投入迅速增加，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30年间就增加了300倍。“但科研成果转化的成绩并不能令人满意。”赵平认为，“应该从科研管理机制入手，坚持成果优先的原则，鼓励科研者创新思维，解决实际问题，改变落后的治疗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副校长熊思东提出，在新的科研体制改革中，要考虑到医药卫生行业的特殊性，对于关联度高、集成性强、在时间周期内可操作的项目可采用“穿糖葫芦”的组织方式，以需求为导向，进行集成式研究。但更多研究适宜采用相对分散型的组织方式，比如精准医学就意味着很大程度的个性化。科研者也不该为争取重大科技项目，违背研发规律去追求“集成化”。

另外，过去我国太注重专利转化，很多研究成果、专利技术在向产品转化的过程中往往存在脱节现象，成果审批程序相当繁琐，严重延误了成果转化的进度。

北大第三医院刘忠军所在团队研发的3D打印、骨科金属内置物在国际上起步较早。2009年立项后，在相关动物实验取得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设计出了3种手术内置物，并于2012年申请了临床实验观察。去年7月，国内首个3D打印髋关节金属植入物注册上市，其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价格却不及同类进口产品的1/3；另外两个产品则一直在等待审批。“美、韩、德等起步比中国晚的国家，已上市了类似产品。我们的医学科技创新应该注意避免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我国牙科80%以上的材料全靠进口，这与成果转换速度太慢有直接关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院长周学东说，国家应提供方便高效的成果转换平台。

“有医学教育背景的审评员比例非常低，对创新不了解，造成排队时间长，且不能真正鼓励创新，这些问题我们都正在积极解决。”全国政协常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焦红坦陈，现实的状况是审评员人数不足，每人每年要完成审评近百件。美国、欧洲的审评员每年只有十几件。“我们需要临床医生、行业专家参与，采取团队审评的方式解决问题。”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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