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自古就注重仁义之道，讲究礼尚往来。送红包从本义上理解只是给予一定的酬金，用以表达谢意。那么，古代医生可以随意收“红包”吗？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古人对治病救人这一神圣职责的敬重。在古代，医生多在家接诊或出诊。看病没有“统一价格表”，也不会明码标价，往往依患者的社会地位、贫富和医生名气来决定诊费的高低，对有钱的病人可以多收点，穷人则少收点，甚至免费。

不把钱财看得太重是古代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医精诚》篇中即强调，“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然而，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能做到“谋道不谋利”。

唐朝诗人张籍在《赠任道人》诗中称：“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另一唐代文学家陆龟蒙在《自怜赋》中也称：“余抱病三年于衡泌之下，医甚庸而气益盛，药非良而价倍高。”

宋朝方勺在其所著《泊宅编》中称，“今之医者，急于声利”。有一个叫王居安的秀才，患痔疮多年，听说浙江萧山有一医生擅治痔疮，没有财力请他到家诊治，自己乘船到钱塘（今杭州），再差人请他来。此医生为秀才洗肠，“但放下大肠了，方议报谢之物”。病人为了保命，只好拿出所有盘缠当酬金，不然医生就不给他继续治疗。

《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中称，有一个叫蒋紫垣的清代医生，有解砒毒秘方，但找他看病解毒，他必要高价，如果不满足他，“则坐视其死不救”。医生眼里只有钱而无患者，用孙思邈的话来说，就是“意在财物，不本性命”。

那么，在古代，医生真的可以这么任性地收“红包”吗？

其实，古代医生所得的报酬不但根据其名望，更是根据其疗效所定，而且有专门的制度帮助考核医生的医疗质量。我国医学史上最早记载设置医师考核制度是周朝。据《周礼·天官冢宰下》记载：“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上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说明当时已有一套对从医者考核、晋升、俸禄的等级制度，尤其着重考核的是治疗后病人的存活率。

古代对从医者的考核，由官府专门掌管医事的官员进行，他们的职称分为医生、府、史、徒。这里说的“医生”与后世泛指给人治病的医生不同，而是管理医学领域的高级官员。

唐代设“太医署”，清代设“太医院”。其职责为“掌医之政令，聚毒药（即各种药物）以供医事”。到了年终要对登记在册的从医者进行严格考核，并决定他们的俸禄待遇。考核的主要依据是从医者治疗病人的存活率。当时从医者治病的记录叫“医案”，它是医生所记的治病成绩。当时规定，凡经从医者诊治无法痊愈而死亡的，从医者必须及时写出详细死因，年底上报，掌管医事的官员进行认真仔细审核。

唐代太医署的医工。按医术分为：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可见当时的医术已经相当高明了，即使是中下等级的医工，所经医治的病人也十有六七者能康复。

为了保证用药安全，唐朝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唐律》上还有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

宋代，杭州有一医院名“安济坊”，它是这样考核所辖从医者的：每年治疗1000人以上，十全八的，奖度碟一道；每年治疗500人以上，十全八的，赏钱20贯；每年治疗1000人左右，十全九的，则有特别的奖。与此同时，管理“安济坊”的僧人，如三年内治愈1000人的，赐予紫衣和祠部碟一道；凡从医者如以无病者冒充或杜撰病人而骗取钱米的，则给杖一百。

再有，如有从医者收取病人钱米或银两的，一经查实，轻者给杖一百，取消全年俸禄，并勾销从医资格，重者则充军劳役。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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