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癌，不是临床医师说了算，这个“生杀大权”掌握在病理科医生的手中。是否肿瘤，是否良性，是否切除，病理医生都要用自己的慧眼去观察。而病理科的报告将直接决定患者的治疗方案，任何错误的决定，都会让患者付出代价。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科主任周先荣看来，他们的工作更像是一场特殊的“较量”。

一年前，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了一名女患者。这位患者37岁，患了一种怪病——长期流大量水样白带。从安徽老家的医院到上海的一家大医院，她做了许多检查，也做了治疗，可病还是看不好。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宫颈科汪清教授多年的经验告诉她，这个病例不简单，长时间流液可能是妇科肿瘤的前兆。

通过进一步检查，汪清和病理科周先荣都认为，患者患恶性疾病的可能性很大，但问题是，她的病又非常特殊，病灶究竟在哪里、到底是什么病还无法明确，必须获得更多的组织才能确诊。

虽然这名女患者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当医生建议她可能要摘除子宫时，她犹豫了。

为了给保留患者的子宫创造最后的机会，其主治医生华克勤教授与病理科主任周先荣反复商量论证，他们最终决定，先切除患者的宫颈组织进行活检，术中根据冰冻活检结果，再判断到底要不要切子宫。

患者的宫颈组织病理结果显示，病变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子宫。周先荣最终在电脑上打了三行字：“不能排除不典型叶状增生，上切缘病变累积，建议全子宫切除”。

曾竭力为患者保留器官的周先荣为何一反常态？不典型叶状增生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相当于一种癌前病变，它与癌症之间只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而这层窗户纸可能随时会破，一旦发展成癌症，又极易累及其他器官。

患者的子宫被切除了。几天后，就在家人以为患者可以出院时，周先荣在她被切除的子宫里又发现了危险的叶状增生病变。同时，病理科通过对宫颈的进一步化验，发现了叶状增生合并有原位胃型微偏腺癌。这种癌非常凶险，发展速度很快，很有可能侵犯卵巢等其他器官。

难题来了，全世界有关生殖道胃型微偏腺癌的正式报道只有6例，根本没有治疗指南可循。而这其中的5个病例都进行了输卵管、卵巢摘除手术。但是，现有的检查还无法判断这名患者的卵巢是否已经发生病变，不切，可能会留下隐患甚至纵容肿瘤的发展，而一旦贸然切了，年轻的患者可能提前进入更年期，毕竟卵巢是女性最重要的激素分泌器官。

患者面临选择，医生也面临选择。“我认为这个病人的卵巢不能保留，对她来说保命更重要。”一场特殊的病例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的会议室里进行着。最后发言的是周先荣。一头白发的他，口气异常坚定。在他发言之前，各科医生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矛盾的焦点是：这位已经被切除子宫的病人，究竟要不要继续切除卵巢。

但在周先荣看来，这场病例讨论会更像是一场较量，他的态度很坚决，必须切除卵巢，因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在场很多医生都感到惊讶，在一些良性肿瘤及交界肿瘤的治疗上，周先荣常常是那个竭力主张为患者保留器官的人，这一次他为何一反常态？

周先荣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其实，他所在的病理科研究这种罕见的叶状增生及微偏腺癌已经有60年了。

这种病十分罕见，但就是罕见的那两例，让他终身难忘。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位和这名患者症状非常类似的患者来就诊，她也是大量流水样白带，在医院进行了7次活检，却没有查出究竟是什么病。那年除夕，病人去世了。大年初一一早，她的主治医生收到了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家属寄来的一朵小白花。

周先荣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病理科主任感叹道：“主治医生其实是代我们受过，是我们没有诊断出来啊！”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医学与国外与世隔绝，看不到国外文献，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根本没有人认识这种病。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病理科对过去的病例进行整理研究，重新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才认识了这种病。周先荣心中暗暗地对自己说，不能看着“一朵小白花”的悲剧再发生。

这一次，周先荣有了经验，通过诊断，他强烈怀疑这位病人也是叶状增生合并微偏腺癌。然而进一步的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在她的卵巢及其他器官蔓延，根本无法治疗。其实，在第一次看到患者在其他医院的病理报告时，他就强烈怀疑又遇上了这种罕见病，只是那时还没有充足的证据。当在宫颈上发现癌细胞时，就更坚定了他的判断。

“如果现在不切，等到癌症扩散了，就不是切子宫和卵巢这么简单了，那将是更复杂的大手术。”为了避免前两次的悲剧，周先荣不惜与主治医生“较量”。

最终，华克勤综合讨论结果和家属及本人的意见后，为这名患者进行了卵巢及输卵管切除手术。

手术后的病例报告证明了周先荣的判断——在患者被切除的卵巢内，确实发现了病变。幸运的是，其所患的癌症还处在非常早期，及时切除后的预后很好。

病理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普通人眼中它是神秘的幕后科室，而在医生们眼中，这是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地方。

因为在显微镜下，周先荣几乎每天都会抓出非常早期和非常隐匿的癌症。这里所出的病理报告不但要描述样本的性状，还要明确疾病的性质，临床医师根据要病理报告决定治疗原则、估计预后以及解释临床症状。

手握“生杀大权”的压力也可想而知。“如果门诊是公安局，放射室、B超室是检察院，那病理科就是法院。病人得的是不是肿瘤？是良性的肿瘤还是恶性的？这个裁决是由我们病理科来做的。”周先荣这样形容自己的“战场”。

他们所在的医院，有来自全国各地来求诊的疑难杂症、妇科肿瘤病人，病理科的报告将直接决定病人的治疗方案。任何错误的决定都会让患者付出代价。

“对于哈姆雷特来说是生存还是死亡，这样的抉择在我们病理科，每天都要遇面对。”

压力，不仅仅在做出诊断的那一刻，因为这个判断关系着患者的生命，它还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患者的病理标本会永远保存。“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病理报告出来之前。报告出来后，鼠标点了发送出去，那就是泼出去的水。”

“我们的年轻医生从早上8点到12点，整整四个小时要站着取材，现在条件好了，福尔马林的味道不是很重。到了晚上开会，还要业务学习，但他们收入却不高。”

这份整天要面对病人的器官组织的工作不仅又脏又累，成长周期还特别长。一位病理科医生工作5年只能出最简单的报告，10年才能独立出复杂的报告，要想发现疑难复杂病例，可能要20年的磨练。很多人根本坚持不到那个时候就放弃了。

有一位同行曾对周先荣说，做医生做到五十岁才真正有感觉。周先荣深有同感，到了这个岁数才能培养一种非常敏锐的感觉，而这种敏锐只有靠年头历练。

在中国病理网上，周先荣自称“农夫”，“挑水担柴观日落日出，犁田锄地迎春去秋来”是他的网络签名。在全国的病理科医生里，知道“农夫”的可能比知道周先荣的人还多。他在全国各地的培训班上讲课时经常说：“有疑难病例的，寄给我，free！（免费）”所以，他每天总有看不完的片子。

周先荣感叹，优秀的病理科医生太少了，远远不能满足病人的庞大需求。

“而且优秀的病理科医生大都集中在大医院，这是导致基层医院看不好病的一大原因。一家医院的医疗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院病理科的诊断质量。病人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只能到大医院去，这就造成了大医院的拥挤。”

周先荣经常对学生说：“要记住，我们是医生的眼睛。”他期待着，有更多的年轻医生能够练就火眼金睛，为患者做出正确的抉择。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

医生们，拯救患者或许需要从拯救我们自己开始。为了您的患者，也为了我们明天更美好的医疗秩序，请拿起笔把您的心声告诉医改、告诉患者、告诉社会……投稿邮箱：edoc@g-medon.com环球医学编辑将选择被本栏目采纳的稿件及时与您联系。